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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將登山降格為“自私的愛好”——就像一家日本報紙在田部井淳子成為第一個成功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女性時那樣——似乎有些過於簡單化，因為在登頂過程中有一種比自身更崇高的志向與抱負：與大自然的內心交流，在大自然面前感到人類的卑微，甚至是法國登山家莫里斯·赫爾佐格在1950年接近安娜普魯納峰（位於尼泊爾中北部，海拔8090米，是人類征服的第一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譯者）時所體驗到的那種超自然的聯絡。他在《安娜普魯納峰》一書中寫道，“我感到似乎一頭扎進完全陌生的、異乎尋常的世界。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宇宙——乾枯、沒有任何生命。同時這也是一個奇妙的世界，人跡罕見。我們挑戰的是人類極限，但是我們無所畏懼。有一種東西緊緊地抓住了我的心，呼喚我不斷向上攀登。”
巧合的是，“不斷向上”也是企業成長階段最主要的動機。一個世紀以前，人們就開始爭相閱讀賀拉肖·艾爾傑推出的勵志類圖書，如《力爭上游》和《穩紮穩打》。在他看來，積極向上不僅是高尚的，而且也是可及的目標。在他那個時代，稱得上最積極進取的人也許就是安德魯·卡耐基。卡耐基說，使人類昇華的是不斷進取這一行為本身，而不是這一行為帶來的數千萬美元的利潤。因此，他捐資成立了許多圖書館，“引導人們積極向上”。在對1885名年輕的觀眾演講中，他鼓動說，“你們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輕輕說，'我的位置在頂峰。'你們的雙腳都踩在同一梯子上，爬得多高完全取決於自己的努力。”
今天，我們對積極向上的感覺與以前大不相同了。社會的發展使人類最基本的需求——衣、食、住、行——不再是一個沉重的經濟負擔。然而，商業行進的步伐尚未跟上《時代》雜誌在1956年的預言——一個全新的時代即將到來，美國人用於謀生的時間將大大縮短，而大量的時間將用於文化和精神娛樂。而事實恰恰相反，我們中的許多人工作時間更長了，為了追求事業的成功，我們犧牲了寶貴的家庭生活、娛樂甚至健康。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動力驅使我們不斷攀登事業的階梯？自我犧牲是一種值得稱道的行為嗎？或者是自我放縱的現代形式？喬治·馬洛瑞也曾經說過，“我們不是為了吃和賺錢才活著，我們賺錢是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
就像登山不能被簡單地歸納為“自私的愛好”，我們也不能把工作等同於名利的追逐。有些人將自己的工作——甚至是那些低微的工作——看成是一種使命，而不是職業。巴塔哥尼亞公司的創始人葉馮·丘依納德發明了一種環保的戶外服飾和器械，幫助登山愛好者在優勝梅地國家公園的攀巖活動。在1974年的創業宣言中，他和自己的合作伙伴聲稱，“衡量個人成功的標準不是看你是否成功登上了頂峰，而是看你的登山風格。”另一些人則認為，“登頂的感覺來自熟練掌握後的內心體驗。”這和羅德里格·喬丹在登上珠穆朗瑪峰後的描述是一致的，“在知道自己做得非常出色後，一種恬靜的幸福縈繞在我們的心田。”
因此，無論是攀登山峰還是事業之梯，我們都不能把它簡單地歸結於某一種單純的動機。更多時候，同一個人身上可能存在相互矛盾的不同動機。貝克·威瑟斯是1996年攀登珠穆朗瑪峰歷險中8個不幸遇難的登山者之一。他一方面將登山的體驗描述為一種“從內心發出的真正的快樂和滿足”，另一方面卻在個人傳記《逃生》中將這項運動稱之為“毫無意義的痴迷”，使他對妻子的忠告置若罔聞，聽任內心冷酷的激情不斷損害生活的核心。因此，當有人提出“登山者為什麼要攀登高峰”這樣的問題時，我們最好也問問自己相同的問題。是不是僅僅為了向上攀登這一旅程？為了榮耀？為了一路的風景？為了我們的家庭？或者就是因為花旗集團在那裡？
在這裡對銀行的選擇不是隨意的。每年，世界上許多商學院的學生都會拜讀時任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博文·麥考依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的經典文章《聖人格言》。與該文配套的還有一小段電影，片頭為麥考依正對著窗外的美景想得出神。
當曼哈頓的摩天大廈（它們本身就是企業追求不斷向上的標誌）隨著喜馬拉雅山的景色而漸漸遠去時，他的故事展開了。這是一次難得的假期，麥考依和他的朋友斯蒂文正在尼泊爾攀登18000英尺的山峰。然而就在登頂的那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他們遇到了一位幾乎失去知覺的半赤裸的印度聖人。他在那裡幹什麼？朝聖歸來？但是他為什麼不走一條相對平坦的近路？麥考依趕忙上前給他把脈，而斯蒂文和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