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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請迴鑾,而行在不是避而不談,便是以京師“城門街道,此時仍由洋兵看管”為理由,認為“遽請回鑾,於事體未為妥協”。
見此光景,李鴻章知道迴鑾一事,不必再談,可是懲處禍首,卻必須做到。所以在天津發了一道電奏:“請致謝俄國,優恤德使,懲處禍首,冀早開議停戰。”
於是閏八月初二,太原發了三道上諭,兩道明發,一道是:“德國駐京使臣克林德前被兵戕害,業經降旨,深為惋惜。因思該臣駐華以來,辦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協,朕追念之餘,倍更軫悼。著賜祭一罈,派大學士昆岡,即日前往奠醊。靈柩回國時,並著南北洋大臣,妥為照料。抵本國時,著再賜祭一罈,派戶部右侍郎呂海寰前往奠醊。用示朕篤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
另一道便是中外矚目的“懲處禍首”。說中外開釁,變出非常,實非朝廷本意。致禍之由,“皆因諸王大臣等,縱庇拳匪,啟釁友邦,以致貽憂宗社,乘輿播遷。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責,而諸王大臣亦亟應分別重輕,加以懲處。”
被處的一共九個人。領頭的是莊親王載勳,其次是怡親王溥靜、貝勒載瀅、載濂,這四個作一起,“均著革去爵職。”
下來是端郡王載漪,特加“從寬”字樣,處分一共三項: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嚴加議處、停俸。
再輕一等的是輔國公載瀾、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著交該衙門嚴加議處。”最後是剛毅與趙舒翹,交吏部議處。
另外一道廷寄,專為答覆李鴻章:“所奏各節,本日均已照辦,分別降旨。該大學士接奉此旨,著即日進京開議,勿再遲延。”可是李鴻章仍然逗留在天津,主要的是聯軍統帥瓦德西,即將抵達,李鴻章在德國跟他見過,雖無深交,總有見面之情,所以在天津等候著,想先盡一盡地主之誼。
其次,李鴻章決定在天津接直隸總督的任,先將兵權抓在手裡再說。
瓦德西是閏八月初四到天津的。這位六十八歲的老將,是個尚未結婚的老光棍,當過德國的總參謀長,具備做首相的資格,而且跟李鴻章一樣,也是伯爵。地位相等,且為八國聯軍的統帥,當然決不可能先去拜訪李鴻章,而李鴻章為了維持個人的威望,亦不便自己登門求教。因此,只是側面設法,託人暗示瓦德西,邀李鴻章一晤。誰知瓦德西個性嚴峻,而且東來之前,曾奉有德皇的命令,須以嚴厲態度對待中國政府,因而置之不理。
看看事已無望,李鴻章只好打點進京。閏八月十八到了京裡,以賢良寺為公館,跟慶王見過面,隨即傳見總稅務司赫德,由他陪著,遍訪各國公使。回到行轅,隨即發了一個電報,請將招致大亂的諸王大臣,從嚴治罪,不可隨往行在。電奏中明白指出,這是各國公使一致的意見,倘不見聽,不獨和議難開,聯軍亦有西犯的可能。
其時兩宮行駕,已過山西聞喜,將抵臨晉。隨扈的軍機大臣中,剛毅自知是罪魁禍首,憂悔交加,復以旅途勞頓,已染病在身。前幾天接到京裡的電報,說各國公使對原在保定,奉派參與和議的榮祿,因為圍攻使館的武衛軍就是他的部下,所以表示“不予接待保護”,等於拒絕他進京。待榮祿尚且如此,對禍首之恨之切骨,可想而知,以致病情添了幾分。
如今李鴻章的電報,成了剛毅的催命符,在聞喜病勢陡然加重。王文韶奏明慈禧太后,準他折回太原養病,但到得曲沃的候鳥鎮,已經不能再上路了,延到閏八月二十五,一命嗚呼。
就在這一天,兩宮渡過風陵渡,進了潼關。慈禧太后將莊王載勳留在河東蒲州,端王載漪留在潼關,不準隨往西安。同時電知奕劻及李鴻章,對肇禍王大臣應如何加重處分,不妨密擬具奏,以憑定奪。
也就是在這一天,保定為法英德意聯軍所佔領,設立聯軍公所,組織軍法處,逮捕了藩司廷雍、臬司沈家本、城守尉奎恆、參將王佔魁,還有一個為張德成辦過糧臺的候補道譚文煥,審問七月初一,英美教士十五人在保定被屠殺一案。
不但保定失守,官員被捕,而且聯軍有進窺山西的模樣。已經到達西安的慈禧太后,知道重懲禍首一事,如果不能有比較明快的處置,麻煩將會層出不窮。果然,九月十八日得報,廷雍、奎恆、王佔魁,已由瓦德西批准槍決,譚文煥移解天津,梟首示眾六天,沈家本則猶被拘禁在本衙門派兵看守。這已覺膽戰心驚,第二天李鴻章來了一個電報,就更可怕了。
原來在義和團最猖獗時,以前好些客死中土的有名教士,如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的墳墓,都被盜毀,瓦德西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