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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平定這種令人不安的局面，經批准漢密爾頓決定夥同麥迪遜、傑伊·庫克撰寫一些文章來闡述新憲法和新政府的好處。最終他們寫了85篇文章，這些文章被收錄進《聯邦主義者文集》。漢密爾頓寫了其中的大多數文章，他用一種啟蒙的口吻來喚起國民的愛國情懷。
他指出：那些沒有看到擁有一個強有力的聯邦政府必要性的人們“要摒棄那些烏托邦式的想法”！政府控制了貨幣的供給也就掌握了國家的命運，因為貨幣關係一國的穩定、團結以及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經濟實體充滿活力、商品交易頻繁、經濟“動脈”流通順暢。國債可以將大家的利益擰成一股繩，因而對國債的管理可以起到消除國內衝突的作用。當時發生的謝斯起義也說明，國民如果不能團結起來的話就很容易變得像一盤散沙一樣。對此漢密爾頓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我看來，沒有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23］
到目前為止，針對憲法的爭論將議員之間的不和充分地展示了出來。並且大部分的平民在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和一個弱小的聯邦政府之間表現出對後者的傾向，因為他們對現在美國所處的形勢並不樂觀。畢竟一個強大的政府是那些反叛的愛國者不願意看到的，因為哪個聯邦主義者能向國民保證“若成立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的話，它不會像英國那樣呢”？
也正是大家有這種顧慮，漢密爾頓的“親英”名聲對他及他的事業有很多負面的影響。本來費城會議的過程是對外界保密的，但在會議上漢密爾頓稱讚英國君主制的報告還是傳到了外界，後經過流傳中的添油加醋，最終漢密爾頓的意思竟成了“他希望英王重新掌權美國”。當漢密爾頓堅持要求聯邦政府掌握鑄幣權和徵稅權時，那些革命軍的退伍軍人就提醒大眾說，那些也是革命的目的。
那些反對漢密爾頓的反聯邦主義者，他們就是這樣稱呼自己的，上演了一場反聯邦主義風暴。漢密爾頓嘲弄這些人為“游擊隊”，這些人也就指控漢密爾頓這些聯邦主義者愚弄了國民。一位新英格蘭州的反聯邦主義者聲稱：“一個聯邦政府是不足以讓國土遼闊的美國長期處於民主旗幟下的。”［24］而一位反對加強政府權力的賓夕法尼亞的反聯邦主義者甚至說：“他們恐怕也想透過人道的方式來控制地獄吧！為了少數人的利益奴役大多數人是權力的本質。”一個南卡羅來納州人在眾人面前疾呼：“我們奮鬥的十年到底是為了什麼？是自由！但什麼是自由？自由就是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你同意了這部集權的憲法，那我們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嗎？”“不能！”眾人怒吼。一個加利福尼亞人表述了類似的言論：“如果這部憲法頒佈了，那就意味著國民在自掘墳墓，我們是得不到自由的。”一個在場的人是這樣解釋的：“民兵認為是他們打敗了英國統治者，這是他們在自由的感召下獲得的殊榮。但現在卻有人想要剝奪他們的榮譽和勝利果實，他們當然不會同意。”
資本貴族（11）
但最後還是漢密爾頓勝了，經過一系列嫻熟的政治手段（包括允諾頒佈《權利法案》），憲法最終還是被批准了。漢密爾頓順應民意催促華盛頓就任總統一職，但這時的華盛頓卻只想著退居芒特弗農莊園。漢密爾頓呼籲華盛頓要有責任心，如果因為他的離開而導致新政府倒臺的話，包括華盛頓在內的所有建國者都要“承擔罪名，因為他們發動了一場革命，卻沒有給國民帶來希望”［25］。
華盛頓同意了，並被代表們一致選為總統（當時的代表不是由國民而是由州立法機關選出來的）。他隨後任命漢密爾頓為財政部長。參議院馬上就同意了這個任命，一星期之後國會按照新憲法的要求批准作為財政部長的漢密爾頓呈交一份構建公共信用的計劃。1790年1月，立法機構同意給漢密爾頓三個月的時間來整理他的想法、準備他的方案。
當輪到立法者需要幫助的時候，漢密爾頓給的幫助比他們想要的還多。他的《關於公共信用的報告》提出：要對全國的財政工作進行一次徹底的檢查，因為他曾講過一個穩定的政府要在財政方面進行集權的管理。
後來，漢密爾頓又開始著手反擊民主主義者的另一種說法——國債是懸在國民頭上的一把劍！他說，事實恰恰相反，國債是“國民的一把保護傘”。［26］因為每個國家都可能遇到財政支出大於稅收收入的情況，在緊急事件出現的情況下更是這樣。
美國人對此深有感受，因為獨立戰爭的勝利是用金錢壘起來的。美國的國債史很短，再加上原來的美國政府機構混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