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重大事件述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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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毫無根據的攻擊”你們的那些文章，“統統公開發表，讓全體蘇聯同志、全體蘇聯人民去思考，去判斷是非呢？”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誰都沒有權利單憑自己的意圖，想發動攻擊就發動攻擊，想禁止對方答辯就下令‘禁止公開爭論’。”

6月17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了給蘇共中央的覆信，並且用多種語言向全世界廣播，還用各種文字出版小冊子。這就把中蘇之間的分歧全面公開了，莫斯科對此極為不滿，指責中共中央“突然認為可以公開在全世介面前不僅陳述舊的分歧，而且對蘇共和其他共產黨提出新的指責”。

中蘇兩黨你來我往的信件和宣告，以及公開發表的爭論文章，已經讓人有了“山雨欲來”的感覺。就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下，中蘇兩黨會談拉開了帷幕。

參加會談的中共代表團團長為鄧小平，副團長為彭真，成員包括康生、###、劉寧一、伍修權以及新任駐蘇大使潘自力。

1963年7月5日，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從7月6日開始，雙方進行了一段長達十多天的你來我往的“聾子對話”，一直持續到7月20日。

中共中央在6月14日的來信中希望兩黨就斯大林的問題、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問題進行會談。但是，這封信刺激了莫斯科的神經。蘇共中央非常不滿地對蘇聯全體黨員和各級組織說：中共中央“信件的作者竟然說出了‘背叛整個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些對共產黨人來說是不體面的和侮辱性的讕言”，還“暗示‘在帝國主義者面前膽怯’、‘歷史的倒退’，甚至說，‘在組織上、精神上解除無產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的武裝’等於在我國‘為資本主義的復辟效勞。’”他們“對偉大列寧的黨，對社會主義的祖國，對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在同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反革命的極殘酷搏鬥中捍衛了它的偉大成果、在建設共產主義的鬥爭中表現出英雄氣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蹟、對全世界勞動人民誠實地履行著自己的國際義務的人民，怎麼能說得出這種話？”①

於是，在第一天的會談中，蘇斯洛夫準備了一份長達70頁的發言稿，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個多小時。他在發言中攻擊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來信，大談蘇共中央提出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和赫魯曉夫的“三和”、“兩全”的論點如何正確。對於蘇斯洛夫的發言，鄧小平沒有當場表態。在7月8日的會談中，鄧小平在發言中著重講了中蘇分歧的由來和實質。他說，從蘇共二十大開始，中蘇兩黨之間就出現了分歧。其間經過1956年的波匈事件、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1959年的中印邊界衝突和戴維營會談、蘇共二十二大，分歧最終發展成為兩條路線的分歧。7月10日，雙方舉行第三次會談，由蘇斯洛夫發言，主要是回答兩黨分歧從何而來的問題。蘇斯洛夫在發言中再次攻擊中國共產黨搞分裂，把中共中央發表的七篇論戰文章說成是分裂主義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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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親歷“聾子對話”（2）

當天，中共中央發表宣告指出：“想不到，蘇共中央竟然認為有必要對中國共產黨公開發起一次新的攻擊，迫使我們不能不作出公開的答覆。這種情況，只能使我們感到遺憾。”中蘇兩黨是平等的，採取“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態度，是不能達到真正的團結的。對於中蘇分歧，中國共產黨的一貫立場是：“堅持原則，加強團結，消除分歧，共同對敵。我們這樣說，我們也這樣做，我們是言行一致的。目前，令人擔心的倒是，蘇共中央不僅把中蘇兩黨的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而且正在全國範圍內，透過各級黨組織的###和決議，透過連篇累牘的講話和文章，掀起一個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運動。人們不禁要問，蘇共同志究竟準備把中蘇分歧擴大到什麼地步呢？”

在7月12日舉行的第四次會談中，鄧小平作第二次發言。他在發言中著重批評了蘇共搞分裂主義，而且把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上。鄧小平還質問蘇斯洛夫，你們為什麼在談到雙方分歧的時候，對蘇聯撤走全部在華專家和撕毀所有合同一事避而不提？

會談期間，7月14日，蘇共中央突然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作為對中共中央6月14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的答覆。這一天，正是蘇、美、英進行停止核試驗談判的頭一天。蘇共中央選擇這個時間公開發表這封信，表明它不打算透過會談來消除兩黨之間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