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重大事件述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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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當時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我是指農民群眾的覺悟。”“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麼成績。於是黨走了列寧所指出的道路。它開始把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中，組織到農業勞動組合中，在那裡人們集體地工作，但是按勞取酬。”現在，“我們已經走上了康莊大道。集體農莊已成為農民的親切的家。”②赫魯曉夫所講的只是蘇聯的公社，也沒有指名批評中國。但是，美國人直截了當地說，赫魯曉夫的講話是針對中國的。

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分歧（2）

赫魯曉夫的講話發表之後不久，即7月22日，美國《紐約時報》就在頭版刊登了一則關於赫魯曉夫批評整個公社制度的華沙電訊，認為赫魯曉夫的這番話是迄今為止一位蘇聯領袖對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開批評。該報駐華沙的記者甚至說：這番話“可以認為是暗指中國共產黨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說法而言的。中國共產黨人曾說，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這種看法似乎使俄國人感到煩惱，因為蘇聯報紙有三個月左右對於公社幾乎隻字未提”。

毛澤東很快就得知了赫魯曉夫的講話和《紐約時報》的訊息，並對此作出了強烈反應。

顯然，毛澤東不贊成赫魯曉夫的講話，認為赫魯曉夫在指桑罵槐，攻擊中國的人民公社。他開始把赫魯曉夫和美國人對公社化運動的批評同黨內不同意見聯絡到一起，在廬山會議上發動了對彭德懷的嚴厲批判。

此前，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懷率領軍事代表團訪問了蘇聯和東歐各國，並在莫斯科會見了赫魯曉夫。從國外回來一個月的彭德懷，於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批評“大躍進”運動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彭德懷的批評使毛澤東很不高興，恰好這時毛澤東得到蘇聯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議論紛紛的報告，說的都是中國的困難，專挑毛病講，其結論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嚴重錯誤。尤其是在彭德懷寫信4天之後，赫魯曉夫在波蘭批評人民公社得不償失。毛澤東很自然地將這兩件事聯絡起來，懷疑彭德懷在國外是不是受了什麼人的影響，是不是與赫魯曉夫有勾結？結果，毛澤東在批評彭德懷的時候，把話講得很重，而且感情衝動，語言激烈。他說，彭德懷這次是聞了赫魯曉夫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看法的氣味，是從國際上取經來了，撈了資本來了。有人甚至懷疑彭德懷第二次同赫魯曉夫談話有問題，因為當時只有他們倆人，大使館的翻譯並不在場。

於是，毛澤東決心向全世界作戰，包括中國共產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8月1日，毛澤東給中聯部部長王稼祥寫了一封簡訊，並將上述材料和他寫的批語送給王稼祥。毛澤東在批語上寫了幾句駁斥赫魯曉夫的話。毛澤東還表示，他打算寫一篇文章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他認為，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①

鄧小平親歷“聾子對話”（1）

1。　鄧小平親歷“聾子對話”，毛澤東稱代表團做了一件好事

1963年2月21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停止公開論戰，舉行中蘇兩黨會談。3月9日，中共中央回信蘇共中央，同意舉行兩黨會談，並且表示：“一次談不完，可以多談幾次，可以多舉行兩黨會談。”會談地點，可選在北京，也可以在莫斯科。在收到中共中央的覆信後，3月30日，蘇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說赫魯曉夫不能到中國來，遂將會談地點定在莫斯科，並邀請毛澤東去蘇聯。但在此前，毛澤東就已經向蘇聯大使明確表示過，他現在不準備去莫斯科訪問。

也正是在上述來信中，蘇共中央提出了中共難以接受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為此，6月14日，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的來信作了答覆，提出了《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共二十五條。中心思想是強調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強調了革命的不間斷性和徹底性，批評了赫魯曉夫提出的“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以及“全民黨”、“全民國家”的觀點。中共中央在覆信中說，某些黨的領導人，既然公開攻擊其他兄弟黨，挑起了公開的爭論，就沒有權力禁止被攻擊的兄弟黨公開回答他們。“最近一個時期，中國共產黨遭到了最荒唐的攻擊”。現在，“我們把這些攻擊我們的文章和言論，在我們的報紙上發表了。”你們為什麼不像我們發表你們的文章那樣，也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