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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節：第七章勵精圖治（4）
〃孳孳〃即〃孜孜〃，意思就是不懈地追求社會的安定與繁榮。
諸葛亮所生活的時代，所處的社會環境，所面臨的任務，與大禹顯然不同，但他們的〃孜孜〃精神是一致的。
白帝城諸葛亮接受劉備的託付，他深感任重道遠，不敢有絲毫懈怠。他在對外聯合孫吳的同時，對內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治理。
西漢武帝以前，儒、法、道三家都曾作過帝王君主治理天下的指導思想。春秋時，齊魯等國用以治國的主要是儒家理論；秦朝所尊崇的主要是法家理論；西漢初，文帝、景帝則用道家理論支撐著〃文景之治〃。
諸葛亮用以治理蜀國的理論屬於哪一家呢？
諸葛亮對治國之道曾發了很長一段議論，他說：
君臣之政，其猶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則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為仁，臣以事上為義。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禮，則民易使；上下和順，則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謀其政，臣謀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勸功也。君勸其政，臣勸其事，則功名之道具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陽，著其聲響；臣北面向陰，見其形景。聲響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則功立，功立則萬物蒙其福。是以三綱六紀有上中下。上者為君臣，中者為父子，下者為夫婦，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禮為本；父子上下，以恩為親；夫婦上下，以和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亂下逆。故君惟為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則忠臣之事舉。學者思明師，仕者思明君。故設官職之全，序爵祿之位，陳璇璣之政，建臺輔之佐，私不亂公，邪不干正，此治國之道具矣。
看完這段議論，人們可以認為諸葛亮是以儒治國的。而在同一篇文章中，諸葛亮又說：
賞罰不明，教令有不從。必殺可生，眾奸不禁；必生可殺，士卒散亡；忿怒不詳，威武不行；賞罰不明，下不勸功；政教不當，法令不從；以私為公，人有二心。故眾奸不禁，則不可久；士卒散亡，其眾必寡；威武不行，見敵不起；下不勸功，上無強輔；法令不從，事亂不理；人有二心，其國危殆。故防奸以政，救奢以儉，忠直可使理獄，廉平可使賞罰。賞罰不曲，則人死服。路有飢人，廄有肥馬，可謂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後賞，先令而後誅，則人親附，畏而愛之，不令而行。賞罰不正，則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公。賞賜不避怨仇，則齊桓得管仲之力；誅罰不避親戚，則周公有殺弟之名。
諸葛亮這段議論，似乎又給人一個印象，他是個法家人物。
……
第三節納言任賢
對一個普通人而言，〃耳聰目明〃是說他生理器官健康。
對一個執政者而言，〃耳聰目明〃則有新的含義：
耳聰，就是納言，就是聽得進各種人、各方面的意見。
目明，就是任才，就是能慧眼發現人才，任用人才。
只要是個健全、健康的人，差不多都能達到耳聰目明；但是，並不是每個執政者都能做到政治意義上的耳聰目明。
如果說耳聰目明是政治家的一種可貴品質，那麼這種品質在諸葛亮身上就越發顯得珍貴。因為夷陵之戰後的蜀漢，在三國中國土最小，受戰爭創傷最重，國力虛弱，人才奇缺。要想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力，就得調動起大家的積極性，集中大家的智慧。三國抗衡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人才的抗衡，國土最小，就使人才的數量受到客觀環境的限制，如果執政者不具備發現人才的慧眼，那麼蜀國就會喪失與其他兩國的競爭力。
作為蜀漢的執政者，諸葛亮不但耳聰目明，而且在十多年的治蜀實踐中，以自己的聰明才智，集思廣益，發現並重用人才。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品質的完善，也是蜀漢政權的幸運。諸葛亮對納言有著深刻的認識。他說：
納言之政，謂為諫諍，所以採眾下之謀也。故君有諍臣，父有諍子，當其不義則諍之，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惡不可順，美不可逆；順惡逆美，其國必危。夫人君拒諫，則忠臣不敢進其謀，而邪臣專行其政，此為國之害也。
第58節：第七章勵精圖治（5）
一個國家的執政者，能不能行納言之政，有沒有鯁骨諍臣，是關係到能否使國家興利除害的大事，是關係到社稷安危存亡的大事。
怎樣才能行納言之政呢？諸葛亮認為要做到兩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