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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信後，洋洋自得，將信遍示賓客。不管諸葛亮當時是如何考慮的，這封信給關羽驕火加油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致使關羽的頭腦越來越熱，最終因驕而坑害了自己，丟失了荊州。俗語“驕兵必敗”，諸葛亮是深知其理的，他在《將驕吝》一文中，曾尖銳地指出：“將不可驕，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眾叛。”《諸葛亮集》卷四《將驕吝》。深明此理的諸葛亮為何在明知關羽驕橫、不可一世的情況下不去加以制止呢？筆者認為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礙於劉備的面子，二是怕刺傷關羽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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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之役與關羽失荊州（7）
綜上所述，荊州的慘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並非單純軍事的原因或個人的失著。如要分清責任，恐怕劉備、關羽、諸葛亮都不能辭其咎。但由於劉備作為一國之主，總攬蜀漢政權的軍事、政治、外交、用人之權，故荊州之失，他是要負首要責任的。關羽雖不失為可用之將才但並非帥才，他鎮守荊州，攻打襄樊時，屢屢失誤，且性格“剛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三國志》卷三十六《張飛傳》。故陳壽說他“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三國志》卷三十六《關羽傳》評曰。。
王夫之認為諸葛亮《隆中對》的兩路北伐顛倒了軍事上的奇正關係，是難以實行的。不少先生也表示贊同。我並不以為然，我認為諸葛亮的隆中對策在戰略上是完全正確的，絕不能把失荊州的原因歸之於《隆中對》。諸葛亮的失誤是未能教育幫助好關羽，同時對東吳偷襲荊州的可能性估計不足，未能及時提醒劉備，對東吳加強防範。總之，把失荊州的原因找出來，不僅分清了歷史上劉備、關羽、諸葛亮的責任問題，更可以使今人從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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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之際羌胡化的涼州軍事集團（1）
劉昭為《續漢書·百官志五》作注時感慨地說：“焉牧益土，造帝服於岷峨，袁紹取冀，下制書於燕朔，劉表荊南，郊天祀地，魏祖據兗，遂構皇業；漢之殄滅，禍源於此。”對於劉昭這一觀點，我並不以為然。因為，以東漢末年益州、荊州、冀州、兗州等地方割據勢力對於中央政權及漢魏之際的歷史影響而言，皆不及涼州軍事集團遠矣。劉昭既論述“漢之殄滅”，卻未涉及羌胡化的涼州兵團，實在是疏略得很。
1。羌胡兵與“習於夷風”的涼州將領
羌胡化的涼州兵團，要從董卓算起。董卓出身漢族，《三國志》、《後漢書》均有明確記載，然皇甫規之妻卻斥其為“羌胡之種”《後漢書》卷八十四《皇甫規妻傳》。，這大概是由於董卓頗染羌胡之風的緣故。《三國志·董卓傳》載：董卓“少好俠，嘗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董卓少時所居之地毗鄰羌中，他與羌帥頻繁來往，不斷接觸羌胡習俗。他後來率兵入洛陽奪權之後的殘暴嗜血行為，其實就是與“遊羌中”、“與豪帥相結”所感染的胡風有關。
董卓所掌握的軍事力量，是在涼州形成發展的。中平五年，朝廷“徵卓為少府”，董卓不肯放棄兵權，拒不應召，他上書曰：“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三國志》卷六《董卓傳》注引《靈帝紀》。翌年，朝廷又任命董卓為幷州牧。何進召董卓進京時，董卓是以幷州牧、前將軍的身份率兵進京的，其麾下之兵是從涼州帶到幷州，再帶到洛陽的。這支軍隊民族成分十分複雜，《後漢書·董卓傳》注引《英雄記》雲：“董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在這百餘戰之中，董卓是打了不少勝仗的，被打敗的羌胡兵投降了董卓，成了卓軍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平六年，董卓上書雲：“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後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傳》。關於“湟中義從”，《後漢書·西羌傳》說：“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為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逾蔥嶺。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可見，“湟中義從”是湟中地區完全羌化的大月氏後裔，曾在北宮伯玉領導下發動過反抗東漢政府的起義。至於“秦胡兵”，學者眾說紛紜。方詩銘認為“秦”是指涼州的漢族士兵，“胡”則是指非漢族士兵，即所謂的“羌胡”，而臺灣學者邢義田則釋為胡化的漢人。不過，漢末涼州的胡化，實質上就是羌化或羌胡化。所以，無論羌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