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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關羽指揮不當，使蜀軍由主動陷入被動，終至地失人亡。
關羽首戰于禁告捷，使蜀軍處於主動地位。在這種情況下，關羽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誤認為固守樊城的曹仁已成甕中之鱉，“有必破之勢”，因而不是集中兵力迅速殲滅曹仁主力於樊城，反而分兵南下，渡過漢水，“遣別將圍魏將呂常於襄陽”，《資治通鑑》卷六十八“獻帝建安廿四年”。並派遣遊軍進至許都附近的郟縣。使本來力量就不雄厚的蜀軍更加分散，結果是樊城攻不克，襄陽也打不下，關羽軍在這兩座堅城下耗費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士卒疲憊，士氣低落。而曹操卻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得以派出大量部隊，增援樊城。孫權也利用這段時間，完成了聯絡曹操，運送兵員、糧草，進佔江陵、公安的準備工作。當蜀軍面臨腹背受敵的巨大危險時，關羽“自恃二城守固”，居然置之不理，繼續圍攻襄樊，致使後方基地很快丟失。
如果說，關羽的第一個失誤還有因孫、曹勾結，偷襲荊州這樣難以逆料的客觀因素，那麼，他的第二個失誤則是無法原諒的。因為關羽在八月“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三國志》卷三十七《龐統傳》。的有利條件下都沒有攻破襄樊，到了十月旱季，就更沒有取勝的希望了。而且魏將徐晃率援兵已到達樊城附近，“晃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曹）仁，訊息數通，圍裡聞之，志氣百倍”，《資治通鑑》卷六十八“獻帝建安廿四年”。更加堅定了守城魏軍的信心，也使雙方的力量發生了有利於魏軍而不利於蜀軍的變化。因而，關羽繼續圍攻襄樊是毫無戰術價值的，況且曹操已將孫權“討羽自效”、偷襲荊州的計劃透露給關羽，關羽如迅速返師回救，則荊州可保，蜀軍可全。可惜關羽“猶豫不能去”，致使蜀軍不僅受挫于徐晃，而且延誤了回救南郡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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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之役與關羽失荊州（4）
關羽所犯的第三個致命錯誤，是得知荊州失陷的訊息後，不顧一切，冀圖奪回南郡。江陵、公安並非蜀軍戰敗而丟失，而是傅士仁、糜芳二將投降所致，東吳大軍兵不血刃而得二城，其兵力未損一兵一卒，士氣正旺，且據城為守，關羽以人心惶惶、疲憊不堪之師進擊吳軍，豈有得勝之理。更為愚蠢的是，關羽在行軍退還江陵的途中，還“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責問其違背同盟。呂蒙乘機展開攻心戰術，厚待使者，並使其“周遊城中，家家致問”，使者回營，私相傳聞，“鹹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致使關羽軍心被徹底瓦解，“吏士無鬥心”同上。，及至關羽醒悟，吳軍已合圍了前來自投羅網的蜀軍。關羽慌亂中敗退麥城，為時已晚，只得束手被擒。如果關羽不去復奪南郡，而是向西與駐守在上庸的蜀將劉封、孟達會合，則尚可儲存相當數量的有生力量，關羽父子也不至於成為潘璋、馬忠的刀下之鬼。可見，所謂“關羽的指揮也是成功的”的論斷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事實上，正是由於關羽在指揮襄樊之役時不斷失誤，才步入了失敗的泥潭。
2。強權外交，導致孫劉聯盟破裂
敵國政治集團的鬥爭，著重軍事自不待言，然而外交亦不容忽視。如果說軍事是流血的政治的話，那麼外交則是不流血的軍事。敵國相爭，爭取奧援，無疑加強自身的力量。關羽失荊州，敗死臨沮，固然因素很多，然而其中劉備、關羽重軍事而輕外交，導致孫劉聯盟破裂，化友為敵，則是一大原因。
聯孫抗曹，這是諸葛亮《隆中對》路線的外交策略。是時天下未定，群雄逐鹿，曹操集團在實力上明顯佔有優勢，對劉備、孫權集團都造成嚴重威脅。孫劉相對弱小，利在結盟，共為唇齒，方能與曹操抗衡，一旦天下有變，兩國可同心協力北伐中原，劉備集團從漢中、江陵兩個方向同時出師，孫權則由合肥方向北伐中原，曹操集團就會三面受敵，首尾不能相顧，這是諸葛亮所設想的消滅曹操集團的最佳方案。反之“不交吳，則內掣於吳而北伐不振”，因此聯吳抗魏是諸葛亮外交戰略的核心。但劉備卻對此不以為然，他並不理解諸葛亮的苦心孤詣，反而懷疑諸葛亮“交吳之深，而並疑其與子瑜之合”王夫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