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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典略》載，關羽圍曹仁於樊城時，孫權曾遣使見關羽，表示願意出兵相助，但“羽忿其淹遲，又自已得於禁等，乃罵曰：‘狢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己。偽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三國志》卷三十六《關羽傳》注引《典略》。所謂“狢子”，這是中原人輕視江東人的侮辱性的語言。《魏書·僭晉司馬睿傳》說：“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為‘狢子’，若狐狢類雲。”即在中原人士的眼裡，江東人是不齒於人類的。《世說新語·惑溺》也記有這樣一個故事，孫權的後代孫秀降晉之後，娶中原人為妻，其妻曾罵孫秀為“狢子”，“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說明這種侮辱性的語言，即使在夫妻之間也可以引起“不平”（憤慨不滿）。關羽不但辱罵孫權為“狢子”，還露骨地表示，對曹操的戰爭勝利之後，將移師滅吳，完全將《隆中對》中“結好孫權”的策劃置諸腦後。
關羽不僅如此說，而且還與東吳輕開釁端，他擒獲于禁後，由於俘獲了許多魏兵，時值淫雨大水，糧食異常匱乏，關羽便擅自派兵奪取東吳湘關的糧米。關羽如此驕狂無禮，這當然大大刺傷了東吳君臣的自尊心。無怪乎陸遜說：“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三國志》卷五十八《陸遜傳》。呂蒙也認為：“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三國志》卷五十四《呂蒙傳》。力諫孫權攻取荊州，“全據長江”。孫權也因此下了決心，與曹操聯合，出奇兵偷襲江陵，關羽腹背受敵，當然必敗無疑。
襄樊之役與關羽失荊州（6）
王夫之評論荊襄之戰時說：“吳、蜀之好不終，關羽以死，荊州以失，曹操以乘二國之離，無忌而急於篡，關羽安能逃其責哉。”又云：“（赤壁之戰）資孫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於亮。……羽於是以忌諸葛者忌肅，因之忌吳，而葛、肅之成謀，遂為之滅裂而不可復收。”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九。雖然王氏此論亦有偏頗之處，但細思之亦未嘗全無道理。
3。劉備、諸葛亮用人之失
三國時期，劉備雖不失為一個善於招賢納士、舉才用人的人主，但他在用人問題上也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親親疏疏”。這主要表現在他對義弟關羽“私其舊，驕其勇”寵信太過，後世史家甚至認為劉備待關羽之信勝於對諸葛亮之誠。劉備讓關羽獨當一面、鎮守荊州，是他在用人問題上的嚴重失誤。荊州不僅是軍事上的要衝，劉備集團北伐中原的戰略基地，還是孫、劉、曹三家各種矛盾的交叉點，因此劉備集團用誰來鎮守荊州事關全域性。關羽雖然資兼文武，驍勇絕倫，但他性情孤傲，氣量狹小，缺乏戰略頭腦，不具備處理好各種錯綜複雜矛盾的政治素質。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說：“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這個統率荊州大軍的上將之責，諸葛亮並無意於關羽，其實他是願意自己承擔這副重擔的，關羽則不過是諸葛亮帳前一員大將而已。筆者認為，如讓諸葛亮統率關羽、張飛等大將駐守荊州，不但荊州決然丟失不了，而且以後北伐曹魏這支軍隊承擔起主力作用是無疑的。誠然，後來由於蜀中軍事變化，諸葛亮自己西征入川，但留下關羽鎮守荊州亦非他本意，實際出於劉備內定。
有的論者認為，劉備因攻蜀受挫，不得已調諸葛亮入川，留關羽守荊州實出於無奈。其實此論並不令人信服，從當時劉備收川的形勢來看，即使在龐統死後，如果留諸葛亮守荊州，而調關羽領兵入川，以劉備之雄才，關羽之勇略，再加上謀士法正的智計，應該說對付昏庸無能的劉璋還是綽綽有餘的，實在沒有調諸葛亮入川的必要。正如王夫之所言：“為先主計，莫如留武侯率雲與飛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鄧，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餘，而不必武侯也。然而終用羽者，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見可任，而不知其忮吳怒吳，激孫權之降操。”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九。事實證明，留關羽守荊州鑄成大錯，給蜀漢統一大業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失。王夫之據此批評劉備道：“關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卒至於敗亡，昭烈之驕之也、私之也，非將將之道也。”同上。其實王夫之此論亦有偏頗之處，關羽敗亡，固然有劉備對其“驕之”、“私之”、一味寵信姑息的因素，但作為軍師的諸葛亮亦不能說沒有一點責任。劉備安排關羽鎮守荊州，鑑於劉、關之交關係密切，諸葛亮似有難言苦衷，自然不便阻撓，但如何教育、指導好關羽，使其揚長避短，堅定地貫徹聯吳抗魏的方針，就是諸葛亮的責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