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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欲與他們比肩?有關九錫制度的具體內容及考證可參閱本書第三章第一節“九錫與漢魏禪代”。
稍晚於諸葛亮時期的東晉丞相王導,對晉室有再造之功。其威望與權勢在當時無與倫比,故時人皆雲:“王與馬,共天下。”當元帝司馬睿即位時,竟命王導同座於御床,接受百官的朝拜。“導固辭,至於三四。”後來司徒蔡謨“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相比之下,諸葛亮就毫不避諱人臣之大忌,公開聲稱,如若滅掉魏國,中興漢室,自己就理所當然地封王受九錫。
當然,如果僅憑諸葛亮拒辭九錫,就斷定其有異志,欲圖大位,未免有牽強附會之感,抑或依據並不充分,很難令人完全折服。
諸葛亮同劉備的君臣關係曾被世人讚不絕口,然而諸葛亮同後主劉禪的關係又如何呢?透過對有關史料的仔細分析,我認為,諸葛亮秉政後,根本就沒有把後主劉禪放在眼裡。他頤指氣使,動輒教訓皇帝。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說:“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又告誡劉禪,“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進而特別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諸葛亮明確要求劉禪把宮中之事也要交給他的“相府”來管,如若後主不答應,那就是“內外異法”了。諸葛亮的這番話固然是出於治國安邦之需,但他一連講了這麼多“宜”怎樣,“不宜”怎樣,其口氣之嚴厲,完全不像人臣之語,而猶如一個嚴厲的父親在教育不聽話的兒子。尤其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宮中的地位並列等同,而實際上則是凌駕於皇帝之上,這顯然嚴重違反了封建專制體制所規定的君臣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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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由葛氏,祭則寡人”(3)
諸葛亮覺得這樣還不夠,繼要劉禪將宮中之事交給“相府”處理後,又舉薦將軍向寵“為督”,說只要“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此前執掌保衛皇室的禁軍統領是劉備的心腹大將趙雲,而此刻諸葛亮將其帶走出徵,換成了自己的心腹向寵,雖然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人盡其用,但聯絡《出師表》的前後語義和當時的形勢,不能說沒有一點其他用心在內吧!
劉備在世時對其子劉禪的智商並沒有作過評價,但諸葛亮曾在劉備面前稱讚劉禪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故劉備臨終前放心地表示:“審能如此,吾復何憂。”《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可是,僅僅過了幾年,諸葛亮北伐前夕,“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故特派侍中董允“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掌管御林軍。他告誡後主:“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董允),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監視著劉禪的一舉一動,弄得“後主益嚴憚之”,《三國志》卷三十九《董允傳》。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嚴,甚至喪失了行動自由。從劉備去世(公元223年)至諸葛亮北伐(公元227年),不到五年時間,難道劉禪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過於所望”,降低到“朱紫難別”了嗎?諸葛亮對劉禪作出的這一番霄壤之別的評價,居心何在?難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儘管劉備臨崩時託孤於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為輔政大臣,而並非讓諸葛亮單獨執政,劉備除規定諸葛亮與李嚴並受遺詔輔政外,又“呼魯王(備次子劉永)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同①。這無疑是要劉禪兄弟與諸葛亮共同治理蜀國,因諸葛亮是###重臣,故新君須以父輩之禮尊崇之。但諸葛亮卻完全違背了劉備的遺詔。諸葛亮讓李嚴留在永安,自己則扶劉備靈柩回成都,辦完喪事,便“開府治事”。自此,諸葛亮獨攬了蜀漢全部的軍政大權,“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諸葛亮大舉北伐時,劉禪已是二十多歲,年富力強,正值青春有為之際。按漢制,諸葛亮應還政於後主,但諸葛亮不願放權,甚至想都沒有想過讓劉禪“親政”。劉禪雖然對諸葛亮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只得感慨嘆息:“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三國志》卷三十三《後主傳》注引《魏略》。可見,劉禪當時的處境和漢獻帝毫無二致,是個十足的傀儡君主。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將漢獻帝置於股掌之中,但為何對諸葛亮的“欺君”卻視而不見,誠不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