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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來鞏固他在巴蜀地區的統治。
首先是緩和蜀地的社會矛盾。蜀中百姓在劉禪統治下，賦役負擔極其沉重，當時全蜀“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可是“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三國志》卷三十四《後主傳》注引王隱《蜀記》。平均九個人負擔一個“戰士”，七家民戶養活一個“吏”，這樣沉重的剝削，當然壓得人民喘不過氣來。司馬昭平蜀伊始，就立刻下令，“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以蘇民困。他還“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三國志》卷四《陳留王紀》。，用經濟上的優待政策，鼓勵益州士民遷徙到中原地區去。
其次，為了防範蜀漢政府卵翼下的殘餘勢力在益州東山再起，同時也為了滿足益州土著集團驅逐外來勢力的要求，在公元264年，司馬昭把蜀漢政權中非益州籍的重要文武官吏，全部召回中原地區，給他們官做，有的還賜以爵位，如“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三國志》卷三十四《後主傳》。。因此也可以說，他們的勢力已隨著蜀漢的滅亡而撤出益州了。
複次，為了爭取益州地主集團的歸附，司馬昭對蜀主劉禪採取了安撫籠絡政策。因為劉禪雖系亡國之君，但其統治蜀漢已達四十餘年，在益州地主集團中尚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例如蜀漢南中都督霍弋聞“成都不守，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鹹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阻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耶。’”《三國志》卷四十一《霍弋傳》注引《漢晉春秋》。由此可見，對劉禪如何處置，關係到益州地主集團人心之向背，一旦蜀主受辱或被殺，蜀漢士大夫則不但不會與司馬氏集團合作，反而有可能與之為敵。司馬昭洞察其情，故對劉禪十分禮遇。他奏請魏帝封劉禪為安樂公，其“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又予以優厚之俸祿，“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並以魏帝名義下詔褒獎劉禪道：“公恢崇度德，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三國志》卷三十四《後主傳》。司馬昭還設宴招待劉禪，又問他“頗思蜀否？”禪答道：“此間樂，不思蜀。”此事誠然確實反映了劉禪昏庸駑下，忘掉了亡國之恨，但從另一角度來看，不也表明了由於司馬昭對劉禪的“歸命之寵”，使其在政治和經濟上得到了較好的待遇，故劉禪才有“樂不思蜀”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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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野心家”司馬昭正名（5）
由於司馬昭實施了正確的治蜀政策，蜀漢各地郡守紛紛歸降。霍弋“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士”請降，並向司馬昭表示，“是以委質，不敢有貳”。《三國志》卷四十一《霍弋傳》注引《漢晉春秋》。司馬昭不煩刀兵，就平定了南中。蜀巴東太守羅憲“得後主委質問之”，亦感恩懷德，放棄死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王”。後來當孫吳大軍“起兵西上”，欲乘機兼併蜀地之時，羅憲“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誓死堅守，並表示寧願效忠司馬昭“畢命於此”，而“寧能為吳降虜乎”。《三國志》卷四十一《霍弋傳》注引《襄陽記》。最後終於打退了吳軍的圍攻，保衛了疆土，為司馬昭立了大功。這樣，益州地主集團就完全被司馬昭爭取過來了。由於他們的歸附和全力支援，巴蜀地區以後成了西晉伐吳的基地。司馬氏憑藉天府之國的人力和物力終於滅掉了孫吳。由此可見，司馬昭的治蜀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2。司馬氏、曹氏集團優劣論
綜上所述，司馬昭無疑是一個應該肯定的人物。但是由於司馬昭殺死魏帝曹髦，冀圖奪取曹魏政權，故封建統治者和史家都稱其為弒主篡逆，而予以痛斥。解放後，史學界對司馬氏集團也貶多於褒。在這裡有必要予以辨析。
我認為司馬昭殺死曹髦，絕不能作為他的罪狀，更不能把其說成是“奸臣”，封建史學家是站在正統主義立場上來評論司馬氏代魏之事的。中古社會，忠君是封建倫理的核心，不忠就是叛逆，故司馬昭千百年來為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然而歷史唯物主義早就批判了這種封建正統史觀，更不以傳統的君臣綱常倫理為是非準則。毫無疑問，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主要是看他的所作所為，是否對社會、對歷史發展有利，是否對經濟、文化發展有利。從這個基本點出發，司馬昭取代曹魏政權，不僅不是什麼“過”，而是順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