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巨匠的一生:魯迅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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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就這樣，在中國文壇上終於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1936年4月，徐懋庸看到日本《改造》雜誌所載，“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來華，向魯迅問起左聯的情況，魯迅回答說：“我本來也是左聯的一員，但是這個團體的下落，我現在也不知道了。”接著，又在《光明》期刊上看到魯迅復何家槐的信：“我曾經加入過集團，雖然現在竟不知道這集團是否還在……”他覺得魯迅說不知道是意氣用事，於是給魯迅寫了一封信。很快，他收到了魯迅的回信： ……集團在解散，我是聽到了的，此後即無下文，亦無通知；似乎守著秘密。這也有必要。但這是同人所決定，還是別人參加了意見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後者，那是潰散。這並不很小的關係，我確是一無所聞。 ………… 至於“是非”，“謠言”，“一般的傳說”，我不想來根究或解釋，“文禍”更是防不勝防，而且也洗不勝洗，即使到了“對嘴”，還是弄不清楚的。不過所謂“那一批人”，我卻連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批”。 ……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一封信，舊公事全都從此結束了。 顯然，這是一封絕交信。但魯迅所拒絕的絕不只是一個徐懋庸，在寫給楊霽雲的信中，他曾經這樣指出：寫信的雖是他一個，卻代表著某一群。 隨著左聯的解散，一個原先叫“作家協會”而後叫“文藝家協會”的新組織，開始積極籌備起來。 出面同各方面聯絡的是鄭振鐸和傅東華，而這兩個，在左聯常委分工中是歸周揚負責聯絡的。鄭振鐸和傅東華為了加強號召力，又拉了茅盾做發起人。茅盾自覺他在文壇中的特殊地位，當左聯內部明顯地分成兩派對，他開始力求保持中立，後來就隨著周揚派勢力的增長而一邊倒了。 自《譯文》事件之後，魯迅與茅盾之間的隔閡加深了，但是還不至於發展成為很大的矛盾。在一封信裡，茅盾談到全國的救亡形勢時說：“看來春天真的要來了。”魯迅回信說“春天來了”的感覺未免太早，還表示了“作家協會一定小產”的看法。他想不到茅盾會成為協會的核心，只是認為與鄭振鐸的經營有關：到了4月26日，才在給曹靖華的信中透露說，茅盾已經同鄭振鐸站在同一陣營裡了，並且掌握了指揮權。十天後，他在信中再次講述到協會的情況，說：“此間蓮姐家已散，化為傅、鄭所主持的大家族，實藉此支援《文學》而已，毛姑似亦在內。舊人頗有往者，對我大肆攻擊，以為意在破壞。但他們形勢亦不佳。”“蓮姐家”，即左聯；“舊人”，指左聯同人；“毛姑”就是茅盾。 在同一封信內，魯迅還寫道： 《作家》，《譯文》，《文叢》，是和《文學》不相合的，現在亦不合作，故頗為傅鄭所嫉妒；令嘍加以破壞統一之罪名，但誰甘為此輩自私者所統一呢，要弄得一團糟的。近日大約又會有別的團體出現。我認為這是好的，令讀者可以比較比較，情形就變化了。 魯迅所以對組織別一團體發生興趣，是因為可以藉此打破由周揚等人計劃傅鄭出面主持的“大家族”的一統天下。整個中國文壇的情狀是令人憂慮的。曾經與魯迅發生論爭的創造社的一群，開始同原來對立的文學研究會合流，這是一股無論憑資歷或是實力都是足以左右文壇的力量。多年來尚未消除的思想矛盾，雖然經過左聯這一共同體的一定程度的阻遏，因為形勢的劇變，而今卻有了進一步擴充套件的趨勢。&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

解散左翼前後（3）

周揚派人反覆遊說魯迅，讓他加入協會，他都加以拒絕。從2月到5月，他在多次通訊中表明瞭這種決絕的態度。 經過四個月的醞釀，在“大家族”的主持下，中國文藝家協會終於在6月7日正式成立。到會達七八十人，青年人不多。會議透過了主席團，宣讀了茅盾起草的宣言，以及協會章程。組織龐大，機構重迭，頗有衙門化的傾向。茅盾是常務理事召集人，計劃中是可以統領整個協會的工作的。周揚等辦的《文學界》當作協會的會刊，由徐懋庸負責。可笑的是，大會還一致透過了致魯迅——一個拒絕本團體的人——的慰問信。 魯迅曾經參加與籌劃的別一團體始終沒有成立，只有在文藝家協會成立後一個星期，發表了一個宣言，名為《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 《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經魯迅作過文字上的修正。與《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不同的是，它不是透過大會上宣讀透過的辦法，而是採用分頭聯絡，說明原由，個別協商，徵求簽名的方式。《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強調“全民族一致救國的大目標”，貫穿著“國防”的精神。《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則強調宣言者在“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