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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為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後，任御史大夫。他堅持“重本抑末”政治主張納粟受爵，並進言削藩以鞏固中央集權。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國諸侯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為名，舉兵反叛。景帝畏懼，遂將晁錯誅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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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貴粟疏（1）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覆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譯文
聖明的君王統治國家，老百姓就不會挨凍受餓，並非君王親自種糧食給他們吃，織布做衣給他們穿，而是因為他能給人民開闢財源。所以儘管唐堯、夏禹在位時連續九年水災，商湯在位時連續七年旱災，但卻沒有餓死的人，甚至連餓瘦的人也沒有，這是因為貯藏的東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準備。現在全國統一，土地之大，人口不亞於商湯、夏禹時，又沒有遭到連年的水旱災害，但積蓄卻比不上商湯、夏禹之時，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在於土地還有潛力，百姓還有餘力，能生長谷物的土地還沒有全部開墾出來，山林湖沼的資源還沒有完全開發，遊手好閒的人沒有全都回鄉務農。
論貴粟疏（2）
百姓生活貧困，就會去做邪惡的事。貧困產生於物資不足，物資不足產生於不發展農業生產，人們不從事農業生產就不能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不能定居就會離開鄉土，輕視家園，像鳥獸一樣四處遷徙。這樣下去，國家即使有高大的城牆、深險的護城河、嚴厲的法令、殘酷的刑罰，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