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羅旺斯一年--山居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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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福斯坦說，酒價會提高，葡萄園的主人要賺大錢了。而且，葡萄種得愈多，錢賺得愈多。我們對此並無異議，福斯坦於是端起第二杯酒——他喝酒乾淨利落，總是比我預期的更早飲完——提出他的建議。他認為我們的瓜田可以作更經濟有效的利用。

在他啜一大口酒的當兒，安莉從皮包裡取出一份檔案，是政府發的許可證件，准許我們種葡萄。我們接過檔案來看，福斯坦便在旁自責不該繼續種瓜，說種瓜既費時又費水，夏天裡還屢遭山上跑下來的野豬偷吃。就在去年，福斯坦的弟弟傑奇所種的瓜，就損失了三分之一。被野豬吃掉！好好的收成進了野豬的肚子！福斯坦對這痛苦的回憶猛搖頭，一口喝下第三杯酒，才回過神來。

他說，他已經計算過，不種瓜，我們那塊田可以插1300枝葡萄藤。我和妻子互看了一眼。我們都喜歡酒，也喜歡福斯坦，而他則顯然心意已定。我們同意改種葡萄，但在福斯坦走後也就沒再去想這事。福斯坦是人類之中的反芻動物，做事從不匆忙冒進；再說，在普羅旺斯哪有什麼匆忙完成的事情？也許明年春天他會著手進行吧。

葡萄大軍

第二天早晨七點鐘，一架耕耘機已經在瓜田裡翻土了。兩天後，插枝隊抵達——5個男人、2個女人、4條狗。領隊的是種葡萄專家鮑琪先生，在盧貝隆地區種葡萄已有40年經驗。他親自在耕耘機後面推動小犁，好確定犁線筆直，間隔恰當。他穿著帆布靴子爬上爬下，牛皮似的臉神情專注。每條犁線的兩端各豎一根竹竿，以麻線連線，麻線上每隔若干距離做上記號。現在，整塊田已經分解成細長的條狀，可以插葡萄枝了。

箱形車運來葡萄枝，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塗了紅色的臘。鮑琪先生檢查插枝裝備。我原以為是用機器插枝，卻只看到幾支中間空的鋼管，和一個木頭做的大三角。插校隊圍成一圈，接受任務分派，然後一鬨而散，成編組隊形。

鮑琪在前面引導，像握著駕駛盤手持木三角一樣，在地上量出等距的三個點。他身後的兩個人便用鋼管依點打洞，插枝和填土的工作讓後面的人完成。福斯坦的太太和女兒負責運送藤枝，順便評論男人們頭上戴的帽子，－一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頂時髦遊艇帽。狗兒快活地在每個人身邊打轉，跟麻線糾纏不清。

工作時間長了，隊形漸漸散開，鮑琪竟領先後面的人兩百公尺遠。可是距離似乎沒有構成聊天的障礙，而且還總是相去最遠的兩個人聊得最帶勁，位居隊伍中間的人則一邊趕狗，一邊插嘴說線不夠直。就這樣，聒噪不休的隊伍在田間移動，直到大約三點鐘光景，安莉提來兩隻大籃子，大夥兒停工，享用普羅旺斯式的下午點心。

田間茶館

他們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看來很像布瑞松的素描。大籃子裡裝的是4公升的酒和很多很多沾糖油煎的法國麵包，顏色金黃，吃起來清脆可口。安德烈老爹來視察工作，我們看見他精益求精地用手杖敲打地面，然後點了點頭。這閒居無事的溫和老人過來喝一杯酒，坐下曬太陽。他用沾滿泥巴的手掌摩拳狗的肚皮，又問安莉今晚吃什麼。他想早點開飯，好觀賞最愛看的電視連續劇《聖塔巴巴拉拉》。

酒喝光了。男人們伸伸懶腰，把牙縫裡的麵包屑剔乾淨，回去工作。天快黑時，枝全插好了。原本崎嶇不平的瓜田現在平整無暇，新插的小校在夕陽下苦有若無。插枝隊拉到我家後院，舒展舒展背脊骨，再喝幾杯茴香酒。我把福斯坦拉到一旁，問他工錢多少。使用耕耘機三天，加上幾十小時的人工，我們該給他們多少錢？福斯坦急著解釋，連眼鏡都拿下來了。他說，藤枝的錢是我們要付的，至於其他的就不用了。這山谷裡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種時，大家就來義務幫忙。算起來誰也不吃虧，他說，倒省了填寫發票、繳稅什麼的。他笑著用手指摸摸鼻樑，又以“小事一樁、不值一提”的語氣問道，趁著耕耘機和農夫們都在這裡，要不要再種上250棵蘆筍呀？

第二天，蘆筍就種好了。，我們那“普羅旺斯凡事慢吞吞”的理論，此刻宣告無效了。

捍衛家園

盧貝隆的春天有不同的聲息。獵人離去之後，潛伏了一冬的鳥兒便從藏身的林中出來，它們的歌聲取代了槍聲。我沿山徑走向馬索家時，唯一刺耳的是一陣猛烈的敲打聲。我暗想，會不會是馬索眼看觀光季節將臨，決定豎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徑上看見他。他在林間空地的邊緣打下一根一公尺半高的木樁，木樁頂端釘了一塊破破爛爛的錫片，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