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論戰全過程: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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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起草者說：這個初稿寫得拖泥帶水，神氣不夠，你們可要抖起精神來寫呦！

從1962年12月法共召開中央全會到1963年1月中旬，多列士和法共其他領導人發表了大量講話、報告、決議和小冊子，掀起一個大規模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浪潮。他們以蘇共領導的辯護士的姿態，說什麼中國共產黨“懷疑和平共處政策，懷疑透過談判解決國際上一切爭端的必要性，懷疑透過和平途徑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懷疑對斯大林個人迷信殘餘的正確鬥爭，懷疑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從而懷疑對一切破壞這一團結的立場進行譴責”；說*不同意國際工人運動的路線，而“提出另一條宗派主義和左傾性質的路線”；用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含糊不清”、“自相矛盾”的論點來“危險地掩蓋現實”；“走上了那些冷戰的極端分子的方向”，“把印度同帝國主義等量齊觀”，在古巴問題上要“促使蘇美之間發生戰爭，從而把世界推入熱核災難”，“要把古巴人的胸膛作為犧牲，放到革命詞句的祭壇上去”；“把*列寧主義歪曲到只剩下一些僵硬教條的地步”，“患上了空談革命的疾病”，“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真正的分裂活動”，等等。法共領導人還披露了兄弟黨關係中的許多內部情況，並加以歪曲，企圖把國際共運中發生分歧的責任一股腦地推到中國共產黨身上。

由於多列士對中國黨的攻擊，從橫的方面說涉及的問題相當繁雜，從縱的方面說涉及近些年國際共運發生分歧的整個經過，這就使我們準備起草反駁多列士的文稿時頗費考量。毛澤東同志一向強調寫這類論戰文章應同打仗一樣，要掌握戰場上的主動權，不要被對方牽著鼻子走，他講什麼你就跟著講什麼，他攻擊你什麼你就回答什麼，而要選擇好主攻方向，使之既有利於擊中對方要害，又能有步驟地實現我方的戰略部署和意圖。從2月8日起，8號樓工作人員以《答多列士同志》為題起草了一個初稿，十天之間修改八次，明確了把主攻方向放在國際共運中發生分歧並使這種分歧擴大化的責任問題上。多列士等人在他們攻擊中國共產黨的講話和文章中大講國際共運的分歧是中國同志造成的，分歧的由來是因為中國黨“沒有徹底接受蘇共二十大的論點”。這些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按自己的意圖大做文章的好題目：第一，可以藉此著重論述兄弟黨的相互關係應當是平等的、獨立的，任何一個黨提出的“總路線”都不能作為國際共運的共同路線，有的黨把自己的論點和路線強加於人，誰不“徹底接受”就對誰興問罪之師，這正是造成國際共運分歧的原因；第二，可以藉此強調維護莫斯科宣言和宣告所規定的原則的重要性，各國共產黨都有遵守這些原則的義務，但有些黨的領導人的言行公然違反和破壞各國共產黨共同達成的協議，這正是造成共運分歧擴大化的原因。這樣就可以使我們在這篇文章中把國際共運中的分歧究竟怎麼發生的、又怎麼會發展到如此地步這個人們最關心的問題，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予以澄清，其餘的問題以後再寫。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前七篇”的起草經過（10）

2月18日，8號樓開會討論這篇文章的初稿，確定把“分歧從何而來”作為這篇文章的題目，“答多列士等同志”作為副題。會上主要推敲了引證蘇共領導及其追隨者的言論是否準確，我們反駁的論點和論據是否有力。當時8號樓寫作班子對自己的起草工作提出這樣的要求：引對方的論點或論據，要打就要“打得死”；講我方的論點和論據，要立就要“立得牢”，還要想到對方可能怎樣反駁或辯解，我們的講法有無漏洞可能為對方所乘。為此，提倡對起草的稿子從各種不同角度挑毛病，還要有人故意從對方的角度向稿中某些寫法發起“攻擊”。姚溱同志對文章的寫法非常仔細認真，他經常擔當這種“進攻者”的角色，為了把文章改得更好，有時同執筆者發生激烈的辯論。2月20日，8號樓繼續開會討論修改2月18日稿，*親自來參加，瞭解大家討論的情況，並談了他對2月18日稿總體結構方面的考慮和意見。他認為，這個稿子把“分歧從何而來”作為主題是好的，但寫得太瑣碎，太長，條理不夠清楚，有些拖泥帶水，文章的神氣不夠足。他提出一個重要思想：回答分歧的責任，實際上是回答分歧的實質，要說明這是一場對*列寧主義和莫斯科宣言與宣告的革命原則應採取何種態度的爭論，是對兄弟黨之間的相互關係應建立在什麼樣基礎之上的爭論。這樣才可以得出我們的結論：要恢復團結，就要他們修正錯誤，回到共同的原則基礎上來。總之這個稿子辯論的深度和力度不夠，顯得有氣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