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論戰全過程: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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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波匈事件、1957年莫斯科會議、1959年戴維營會談、1960年布加勒斯特會議和莫斯科會議以及1962年至1963年歐洲五黨代表大會等一系列事實，說明中蘇分歧如何逐步發展為兩條路線的分歧，分歧的實質是要革命還是不要革命的問題，是堅持*列寧主義還是違反*列寧主義的問題。*發言後，蘇方沒有講話，他們也提出明天休會一天。

7月10日，雙方舉行第三次會談，這次蘇方還是由蘇斯洛夫發言。他主要回答*講的分歧從何而來的問題。他說，分歧是從戴維營會談之後開始的，是中國對蘇聯採取對立態度。他不同意分歧從蘇共二十大開始，也不同意小平同志講的蘇共在處理波匈事件中的問題，並否認蘇共領導在中印邊界糾紛中偏袒印度。他還說我們發表七篇文章答覆歐洲五黨代表大會上對我的公開攻擊，就是搞分裂主義。蘇斯洛夫的發言用了5個小時。

7月12日，舉行第四次會談。*作第二次發言，他反擊蘇方說我搞分裂主義，著重揭露蘇方如何搞分裂主義，從布加勒斯特會議講起，列舉一系列事實，說明蘇共領導不僅自己發動分裂活動，並指揮追隨它的兄弟黨搞分裂，甚至把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對中國如此，對阿爾巴尼亞也是如此。小平同志質問蘇方，你們講雙方分歧時，為什麼對蘇撤走在華全部專家和撕毀所有合同的事避而不談呢？*質問：你們說我們在古巴問題上搞分裂，但試問你們在古巴問題上是怎麼講的呢？你們一會兒說美國是海盜，一會兒又說肯尼迪愛好和平，究竟你們的哪種說法算數，你們的指揮棒要人家怎麼跟呢？我們想跟也跟不上，何況也不想跟哩！跟著你們就是自打嘴巴，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交代不過去。小平同志的這些質問有如一支支利箭，使對方無處躲藏。我們當時看到蘇斯洛夫坐立不安，會談結束時他有氣無力地說，這些問題他們將在下次會談時答覆。

當天（7月12日）下午舉行第五次會談。蘇方由波諾馬廖夫（蘇共中央書記）發言，但他並沒有回答上午*提出的那些質問，只是按照他們原來準備的發言稿，大講所謂全面徹底裁軍和實現“沒有戰爭、沒有軍隊、沒有武器的世界”的問題。波諾馬廖夫的發言分量單薄，軟弱無力，聽了沒有給人留下什麼印象。當時我們有一個感覺，看來蘇方在會談中的一些發言稿絕不是像我們這樣認真準備的，而是臨陣磨槍，草率應付的。我們在會場上就看見伊利且夫（蘇共中央書記、原《真理報》總編輯）完全不理會會談的進行，在他的座位上攤開一個大本子，匆匆忙忙地不知在起草什麼稿子，一邊想，一邊寫，還不時地從他口袋裡掏出個紫紅色的大李子當眾啃吃起來……（俄國的水果都沒有中國的好，包括他們的什麼米丘林蘋果，唯有李子長得比中國的大。）

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4）

中蘇兩黨會談開始以後，蘇共領導在會場之外仍然沒有停止對中國共產黨的公開攻擊。他們在全國範圍內，透過各級黨組織的*和決議以及連篇累牘的報刊文章，發動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運動，在人民中間煽起對中國不友好的情緒。*中央觀察一週來兩黨會談的情況及蘇共領導在會場外進行大規模反華活動的形勢，指示留在北京的釣魚臺寫作班子工作人員，在喬冠華主持下起草一篇人民日報社論，經中央審閱修改，於7月13日發表。社論嚴正質問：蘇共中央現在這種做法是不是要把中蘇關係推向破裂的邊緣？社論呼籲：我們真誠地希望蘇共同志以中蘇團結大局為重，不要魯莽行事，一下子把事情做絕。我們呼籲蘇共同志同我們一起努力，使兩黨會談取得積極結果。這篇社論稿送毛澤東審閱時，把標題改為“我們要團結，不要分裂”（原題“堅持原則、消除分歧、加強團結、共同對敵”）。毛澤東親筆寫下的這九個大字，就成為中國黨在會場內外反覆強調的一個最鮮明最響亮的口號。

7月13日上午，代表團在使館開會，研究當前形勢。當時西方媒體傳出訊息，說在中蘇兩黨會談的同時，蘇、美、英三國代表將在莫斯科舉行談判，準備達成關於部分停止核試驗的協議。我代表團敏銳地觀察到這件事情同中蘇兩黨會談有關。蘇共領導採取的方針很可能像1959年赫魯曉夫訪美之前所做的那樣，為了討好美國不惜損害中蘇關係。看來，蘇美英三國談判不是一個好兆頭。為此，決定對彭真同志在下次會談的發言稿加以修改，著重講維護世界和平與支援革命鬥爭的關係問題，回答波諾馬廖夫的發言。

會談期間蘇共中央發表《給蘇共各級黨組織和全體

共產黨員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