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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年年有增加。
如今48歲的周厚健已被描述為一個“海信的神秘主義者”，年輕時他曾夢想成為一名大學教師，有時也曾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名醫生，結果他錯失了這些夢想，並且為之追悔莫及。
這位年輕的董事長喜歡新的事物、新的技術、新的市場和新的領域。在一個現實生活與虛擬網路並存的時代，他痴迷於工業品，痴迷於製造業和精細加工。
他謙遜而超出年齡的慈愛，或許與海信愈來愈年輕化有關。在這個擁有數萬人（包括銷售人員和海外公司員工）的企業裡，中層幹部的平均年齡只有37歲，而子公司中層幹部的平均年齡則低於27歲。由於倡導“親情化”管理，48歲的周厚健必須用兄長的眼光來看那些成熟者，又以父親的姿態來關注那些更年輕的人。
接管了青島電視機廠權力兩年後，1994年8月29日，周厚健開始有機會改變中國家電業的格局。他將青島電視機廠變成了青島海信集團。那時候他剛過完自己的37歲生日，而他“以資本家的眼光看待資本與市場”的觀念，也成為企業界時髦的話。
那是周厚健的第一次孤注一擲，要知道作為一家國有企業的負責人，在1994年提出“以資本家的眼光看待資本與市場”是一件極冒風險的事。結果他贏了，這使他第一次體會到做家電業明星的感受。
1996年，周厚健再次面臨孤注一擲。中國家電發展史會記住1996年3月26日，那一天長虹老總倪潤峰宣佈：長虹全面降價8％~18％，在國內率先推出以“紅太陽”命名的29英寸大螢幕彩電，在具備與國際同步的技術、質量的前提下，比同型別國外彩電降價30％。
就在他發動價格戰的時候，日本索尼公司“壁掛”式電視推向市場：長60厘米、寬38厘米，厚度只有3�7厘米，重量僅1�7千克，猶如一幅壁畫。
那是長虹發動的第二次“價格戰”，它造就了中國彩電業的第二個冬天。周厚健說：“長虹這次甩貨，對它自己來說，顯然是對的。它庫存比較大，這樣做可以加快資金回籠。對其他企業來說則顯然是噩耗。”
周厚健則不以為然，他在降價之風甚囂塵上的時候在人民大會堂大聲宣佈：海信不參與價格競爭，要以“高科技、高質量、高水平服務，創國際名牌”的發展戰略對抗長虹的降價。後來，他終於承認說：“我不跟他（指長虹），一跟就落入了他的圈套，死定了。”
事實上，周厚健“不跟他”的決定做得異常艱難。
在1996年，每個企業都被價格戰拖得筋疲力盡，許多彩電企業都宣佈降價，在海信的會議室裡，周厚健幾乎每天都在與他的下屬不停爭吵該不該降價。對於海信來說，生死只在一念之間。誰也沒說服誰，最後大家的看法是：降價是死，不降價也是死，不如到市場上去看看。調查的結果使他們做出決定，不降價。
他們當然也會採取措施，海信副總裁楊運鐸那時候剛在山東臨沂組建了辦事處，他說：“長虹引發價格戰後，海信因為不降價，價格與市場背離很大。”解決的辦法，便是“三四月份成立大批辦事處，山東成立了14個”，以推進海信電視機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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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之芯（3）
那場血腥的戰爭與之後不停頓的廝殺所帶來的延續，是整個行業的虧損。殺戮結束，長江以北電視機品牌潰不成軍，只有海信存活下來。周厚健的孤注一擲，又一次贏了。
在1999年，長虹又一次孤注一擲地發動了價格戰，周厚健又孤注一擲地以“海信無須降價”應對。那一次孤注一擲，倪潤峰一敗塗地，周厚健則在中國家電業領袖群體中確立了自己的位置。
就在那一年，周厚健在北京開人代會的時候發出了“經營者錯位”的呼籲。頭一年，他提出的則是產權問題。
4年前他兼任青島市電子儀表局重要職務，他開會時曾說：“大家不要怕當資本家，我相信再過幾年，擁有資本的、有投資能力的人將是受社會歡迎的。”
1999年春天，TCL高層訪問海信，周厚健與李東生總裁促膝長談，掏空肺腑：“海信的最大劣勢就在於國有獨資性質 ，這使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做起來非常難。離開了產權明晰來談企業長期穩定發展、談把企業推向市場，往往是事倍功半。”
他要把自己想像為一個“資本家”，用資本家對利潤的追求，來使百分之百國有的海信獲得上升的力量。周厚健以“為政府打工”的身份，幻想自己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