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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一種商業，比穀物貿易，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反感。
歉歲，下級人民，往往把他們的困苦歸因於穀物商人的貪婪。於是，穀物商人，成為他們憎惡和憤怒的目標。在這場合，穀物商人不但賺不到錢，而且常有完全破產的危險，而其倉庫也有給民眾暴力掠奪破壞的危險。但穀物商人團取大利潤的時候，亦就是穀物價格昂貴的歉歲。他通常與一些農業家訂約，在一定年限內，按一定價格，供他一定量穀物。這個契約價格，是按照被認為適中合理的價格即按照普通或平均價格訂定的。那在上次歉收年份以前，普通約為小麥每夸特二十八先令；其他各種穀物每夸特的契約價格，亦以此為準。所以，穀物商人得在歉歲以普通價格購買並以高得多的價格售賣他穀物的大部分。這是一種異常的利潤，但這種異常的利潤，只夠使他的行業與其他行業立在平等地位，只夠補償他在其他場合，由此商品的易腐性或其價格意外變動的頻繁性而產生的許多損失。這種事實，只要看看穀物生意投象其他生意有那麼多發大財的機會，就會明白。他只能在歉歲獲取大利潤，但因此卻引起人們的反感。因此，稍有品格及財產的人，多不願加入此種行業。這種行業，於是聽任那一群下流商人經營；在國內市場上，介在生產者及消費者中間的人，使幾乎只有磨坊主，麵包房主，制粉商，麵粉經售人，以及若干困苦的小販了。
歐洲往時的政策，對於這樣有利於社會的行業不但不去消除人們對它的憎惡，似乎反視此種憎惡為正當而加以鼓勵。
愛德華六世第五年及第六年第十四號法令規定，凡購買穀物而想再拿出來售賣的人，應現為犯法的壟斷者，初犯，處以二個月監禁，科以等於穀物價值的罰款；再犯，處以六個月監禁，科以等於穀物價值二倍的罰款；三犯，處以頭手枷刑，和期限長短由國王決定的監禁，並沒收其全部動產。歐洲其他大部分地方往昔的政策，和英國昔時的政策簡直一樣。
我們的祖宗，似乎認為，人們向農民購買穀物，比向穀物商人購買便宜，因為他們害怕穀物商人除了他付給農民的代價外，還會要求異常的利潤。所以，他們企圖完全消滅他的行業。他們甚至企圖儘可能防止生產者與消費者間有任何中間人。他們對於所謂穀物商或穀物運送者經營的行業所加的許多限制，其意義即在於此。那時，沒有特許狀，證明他誠實公正，即不許經營此種行業。依據愛德華六世的法令，則非經三個治安推事認可，就無法取得此種特許狀。但是，這樣的限制，以後仍認為不夠，所以依據伊麗莎白的一個法令，有權頒發此種特許狀的，就只有一年開四次的法庭了。
歐洲古時的政策，企圖照這樣來管理農村最大的職業即農業，而管理的原則，則與管理都市最大職業即製造業的原則完全不同。這種政策，使農民除了消費者或他們穀物的直接經售者即谷商及穀物運送者外，不能再有任何其他顧客，因而強迫他們不但要經營農民的職務，而且要經營穀物批發商人及零售商人的職務。反之，在製造業方面，歐洲古時的政策，卻在許多場合，禁止製造者兼營開店的生意，不許他們零售他們自己的商品。前一種法律的用意，是要促進國家的一般利益，或者說，使穀物趨於低廉，但人們也許不很瞭解這應如何進行。後一種法律的用意，卻要促進特種人即店老闆的利益，當時人們認為，這種人將為製造業者所連累而賤賣，如果允許製造業者零售，這種人的生意，就會破滅。
雖然當時允許製造業者開設店鋪零售貨物，但是製造業者決不會把貨物賣得比一般店鋪老闆還便宜。不管投在店鋪內的這一部分資本是大是小，它必定是從製造業中抽取出來。為使他站在與他人同等的地位上經營他的業務，他這一部分資本必須取得店老闆的利潤，正如他那一部分資本必須取得製造業者的利潤一樣。例如，假設在他所居住的那一城市裡，製造業資本及小賣業資本的普通利潤都是百分之十，那末在製造者自行開店零售的場合，他在店鋪中每售去一件貨物，即須取得利潤百分之二十。當他自工廠搬運貨物至店鋪時，他對貨物所估的價格，必然是他向零售店老闆所能索取的批發價格。如果估得比這低，他的製造業資本的利潤；便失去了一部分。當貨物在他自己店鋪內售去時，如果出售價格，低於其他店鋪老闆所售價格，那他的小賣業資本的利潤，亦失去了一部分。在這場合，他對於同一件貨物，雖似乎取得了加倍的利潤，但因這種貨物曾先後充作兩個不同資本的一部分，所以，對於他投下的資本，他所取得的，其實只是單一利潤。如果他所得利潤比這少，他就是損失者，換言之，他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