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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般技術工人，那就非同小可了。比如說，鐵匠、木匠、織工吧，他們一離去作業的場所，其唯一收入源泉馬上就要涸竭。他們的一切工作，都要仰仗自己，大自然不給與一點幫助。所以，他們這種人如為國家服兵役，就無法自己維持，而不能不由國家給養。這樣看來，一國大部分居民如是技術工人及製造業者，則大部分服兵役的人就不能不由他們中間徵集，因而，他們在服兵役期間，也就不能不由國家的費用維持。
加之，戰爭的技術已漸漸發達成為一種錯綜複雜的科學。戰爭的行為，已不是初期社會那種簡單隨便的小格鬥小爭奪；而戰爭的時間更沒有一定，往往連續爭戰幾次，每次說不定要繼續大半年。這時，從事徵役的人民，至少在戰鬥繼續期間，是有仰賴國家維持的必要的。一個人平時不論所執何業，如果要他長期服兵役，長期自費支援，那就未免是一個過重的負擔。所以，第二次波斯戰爭以後，雅典的軍隊似乎大體上就已採用了傭兵制度，一部分由本國人民編成，也有一部分由外國人編成，但全是以國家費用支給薪餉。羅馬自維伊之圍以來，其軍隊在留在前方的期間亦受有相當報酬。以後在各封建政府統治下，大領主及其扈從服兵役的義務，在一定時間後，普遍是以付若干貨幣作抵，這貨幣就是用以維持那班頂替他們服役的人。
在文明社會里，服兵役人數與人民總數的比例，必然要比未開化社會中小得多。文明社會維持兵士的費用，統由那些非兵土的勞動者負擔。這些勞動者，不但要維持兵士，而且要按照各自的身分，維持他們自身乃至他們的行政司法官吏。因此，兵土的數目就不能超過這些勞動者除了維持他們自身及國家官吏外所能維持的限度。在古代希臘小農業國家中，全體人民中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自認為兵土，時時從役戰場。但在近代文明各國，一般推算，兵士的人數不能超過全體居民百分之一，過此，即不免負擔太重，危及國家經濟。
戰場上軍隊概由君主或國家供養以後好久，為作戰而練兵的費用，才成為國家的一項大的開支，在此以前，似乎不見得怎樣繁重。古代希臘各共和國的軍事訓練，是國家加在各個自由市民身上的教育的必要部分。各都市似乎都備有一公共廣場，就在這廣場裡面，各教師在國家官員監督下，對青年施以種種軍事教練。這種簡單設施的費用，似乎構成希臘各共和國為訓練市民作戰所付的費用的全部。古代羅馬也有所謂運動場教練，那與古希臘的競技場教練，具有同一目的。後來封建各政府，也曾為這目的，頒發許多命令，規定各區市民，必須演習箭術及受其他軍事訓練，但似乎結果不那麼圓滿。由於所委任執行這些命令的官吏缺乏責任心及其他原因，這種命令，似乎往往成為一紙具文。在那些政府的更迭消長中，軍事訓練在人民大眾中似乎逐漸廢而不行。
在古希臘、羅馬各共和國存在的整個時期，在封建政府成立以後相當長的期間，兵土的職業不是一種獨立的、可判然區劃的職業，不構成某市民階級的唯一的主要工作。一切人民，不論其平日依靠何種職業或業務謀生，在普通的場合，他總覺得他也同樣適合於做一個軍人，而在非常的場合，又覺得有充當軍人的義務。
然而在一切技術中，戰爭的技術確是最高尚的；所以改良進步的結果，這種技術也就必然成為一切技術中最複雜的了。戰爭技術在某特定時期能夠發展到怎樣完善的程度，固然是由機械技術，及其他必然與戰爭技術相關聯的若干技術狀態決定的，但是，要使其發展至十分完善程度，那還有成為特種市民的主要或唯一職業的必要；並且，和其他技術改良一樣，這種技術的改良，也有分工的必要。不過，他種技術的分工，是個人精明的必然結果，因為他發覺要增進自己的利益，與其從事幾種職業，不如專精一種特定職業。至於兵士職業與其他職業分開，使成為一種獨立的專門職業，卻非出於個人的打算、而是出於國家的智慧。在太平無事時，一個不待國家特別獎勵而把自己大部分時間花在軍事訓練上的市民，無疑的，他會在軍事知識上取得很大的進步，此外還可得到很大的樂趣，但對於自身的利益，那卻沒有一點增進。只有國家的智慧，才能使他為自己的利益，花費大部分時間來從事這種特殊工作。不過有許多國家，即在非有這種智慧即難於繼續存立的時候，往往仍然沒有這種智慧。
遊牧民多餘暇，幼稚農業狀態下的農民，也有一些空閒時間，至於手藝工人或製造業者，則全無閒暇。關於武藝的訓練，第一種人就是把大部分時間花費在它上面，都幹自己無損。第二種人把一部分時間花費在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