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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最年輕的教師,早在他們獲有充分的教授經驗與學識以前,說不定也已被教會網羅去了。據伏爾泰的觀察;耶穌教徒波雷,原不算學者中怎樣了不得的人物,但在法國各大學的教授中,還只有他的著作值得一讀。在產生這麼多的知名學者的國家,竟然其中沒有一個充當大學教授的,看起來,一定該有幾分奇怪吧。有名的加桑迪,在他青年時代,原是艾克斯大學教授。後來正當他天才發洩的黎明期,有人勸他進教會去,說那裡容易得到比較安靜、比較愉快的生活,並且容易得到比較適合於研究的環境。他聽信了,立即捨去大學教職,而投身到教會中去。我相信,伏爾泰的觀察,不但可適用於法國,對一切其他羅馬天主教國家也可適用。除了教會不大屬意的法律和醫學這兩方面的人材外,你要想在這些國家的大學教授中,找出知名學者,那就真是鳳毛微角了。羅馬教會之外,在一切基督教國家中,英格蘭教會要算最富裕,最有捐贈財產的了。因此,英格蘭各大學的一切最優良最有能力的學者,就不斷被這教會吸引過去了。其結果,想在那裡找到一個學問馳名於歐洲的老教師,其難得幾乎與在任何羅馬天主教國家不相上下。反之,在日內瓦,在瑞士新教各州,在德意志新教各邦,在荷蘭,在瑞士,在瑞典,在丹麥,它們培植出來的最著名的學者,雖非全部,但至少有最大一部分,是在充當大學教授。在這些國家,教會中一切最有名的學者,不斷被大學吸引過去。
在古代希臘羅馬,除了詩人、少數雄辯家及歷史家外,其餘最大部分知名的學者,大概都是充當哲學或修辭學的公私教師,這件事也許值得我們注意一下。從裡西阿斯、伊索克拉底、柏拉圖及亞里土多德時代,降至普魯塔克、埃皮蒂塔斯、斯韋託尼阿及昆蒂裡恩時代,這個說法都可適用。把某一特定部門的學科,逐年專責成某一個人教授,那實是使他對於那門學科專精深造的最有效方法。因為,他今年教那一門,明年後年還得教那一門,如果他不是什麼都做不成的人,在數年之內,他一定能通達那一門學問的各部分;並且,如果他在今年對於某點的見解,還欠斟酌,到明年講到這同一個主題時,他多半會加以改正。科學的教師,確是真正想成為學者的人的自然職業,而同時這職業又是使他受到充實學問的最適當的教育。一國教會的聖俸,如僅是普通,則學者大部分,自然會從事這最有用於國家最有用於社會的教學職業,同時並可由此獲得他所能接受的最良好的教育。這一來,他們的學問,便會成為最充實、最有用的了。
應該指出,各國國教教會的收入,其中除特定土地或莊園收入外,雖然也是國家一般收入的一部分,但這一部分沒用在國防上,而轉用到與國防非常相異的目的上了。例如,向教會繳納的什一稅,是一種真正的土地稅;教會如不把它收去,土地所有者對國防所能提供的貢獻,是要大得多的。國家緊急支出的資源,有些人說是專靠土地地租,有些人說是主要依靠土地地租。教會由這資源取去的部分愈多,國家能由這資源分得的部分就愈少,這是明明白白的。如果一切其他情形都一樣,教會愈富有,君主和人民就必然愈貧乏,而國家防禦外侮的能力也就愈要薄弱,這很可說是一個一定不變的原則。在若干新教國家,特別是在一切瑞士新教州中,往時屬於羅馬天主教教會的收入,即什一稅和教會所有地的收入這兩者,已被發現為這麼大的資源,不但足夠提供國教牧師們適當的薪俸,而且只要略加補充,甚或不需要補充,並足夠開銷國家其他一切費用。尤其是強大的伯爾尼州政府,它把以前供給宗教的資金節貯起來,約有數百萬鎊的一大金額,其中一部分存貯國庫,另一部分投資於歐洲各債務國的公債生息,主要是法蘭西及大不列顛國家公債。伯爾尼或瑞士其他新教州各教會,費國家多少費用,我不敢冒以為知。根據一非常正確的計算,1755年蘇格蘭教會牧師們的全收入,包括教會所有地及他們住宅的房租,合理估計起來,不過六萬八千五百十四鎊一先令五又十二分之一便士。這樣極平常的收入,每年要供給九百四十四名牧師的相當生活的資料,再加上教堂及牧師住宅不時修耷或建築的支出,總會計算,每年亦不會超過八萬鎊乃至八萬五千鎊。蘇格蘭教會基金過於貧乏,那是不待言的。可是,就維持大多數人民信仰的統一,皈依的熱忱,乃至秩序、規則及嚴肅的道德精神說,沒有一個基督教國的最富裕教會,能夠超過蘇格蘭的教會。凡被認為國教教會所能產生的一切良好結果.屬於社會方面的也好,屬於宗教方面的也好,其他教會能產出的,蘇格蘭教會也同樣能產出。而比蘇格蘭教會並不見得更富裕的瑞士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