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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支援和援助。每個支隊，不僅對於各自駐在國及給養他們的國家的君主是獨立的，而且還隸屬於一個外國君主。這個外國君主隨時可叫他們反戈轉向該特定國家的君主，並使用其他一切支隊為其聲援。
這種武力的可怕，就我們想象得到的，可以算無以復加了。往時，當歐洲技藝及製造業未發達之前，牧師們的富有，使他們對普通人民擁有諸侯對其家臣、佃戶及扈從的同樣權力。諸侯在其領地上，擁有一種司法權；依同一理由，牧師們在皇族及私人基於錯誤的虔敬而捐贈教會的大所有地上，亦確立了一種類似的司法權。在此等大所有地範圍內，牧師們或其執事，不仰仗君主或其他任何人的支援和援助，就能夠維持和平；但是，沒有牧師們的支援及援助，那怕是君主或其他任何人，在那裡都維持不了和平。因此，有如俗世大領主在其特定領地及莊園所保有的司法權一樣，牧師們的司法權，就與國王的法院獨立，而劃在國家司法管理範圍以外了。牧師們的佃戶與大領主的佃戶同，幾乎全是可自由退租的仰戶，完全依靠其直接隸屬的主人。所以，牧師們一旦有了爭鬥，要他們參加，他們就得應召前往。牧師們的收入，計有兩種：其一是這些所有地的地租，其二是從什一稅得到的歐洲所有國家的一切土地地租的一大部分。這兩種地租，大半都以實物繳納，如穀物、葡萄酒及牲畜等。它們的數量，大大超過牧師們自己所能消費的限度。當時既無藝術品或製造品可資交換，他們對於這大量的剩餘，就除了象諸侯處置其剩餘收入一樣，大宴賓客，大行慈善以外，再也沒有其他有利的使用方法。因此，往時牧師們款客和施捨的規模，據說是非常大的。他們不但維持了幾乎所有國家的全部貧民的生活，並且，許多無以為生的騎士紳士們，也往來於各修道院之間，假皈依之名，收款待之實。若干特殊修道院院長的扈從，往往與最大領主的扈認同樣的多。把一切牧師們的扈從合計起來，也許比一切領主共有的扈從還多。各牧師間的團結，在程度上大大超過凡俗領主間的團結。前者是在一種正規的紀律和從屬關係下，服從羅馬教皇的權威，後者不然，他們彼此間幾乎常在相互猜忌，並且同在嫉視國王。所以，雖然把佃人和扈從合計起來，牧師們所有的，比凡俗大領主少；而單就佃人說，也許少得多，但牧師們的團結力量，卻使他們更為人所恐懼。此外，牧師們的款待和慈善，不但給與了他們支配一支大的世俗力量的權力，同時並大大增加了他們精神武器的力量。他們已由這博施濟眾的善舉，博得了一般下級人民最高的尊敬和崇拜，這些人民，許多是不斷由他們贍養的，幾乎全體都有時由他們贍養的。一切屬於或有關這個有那麼大人望的階級的事物，它的所有物，它的特權，它的教義，必然在普通民眾眼中成為神聖的了；而對於這些神聖事物的侵犯，不論真偽，通是罪大惡極。這樣，如果君主抵抗其治下少數大貴族的同盟，常常感到困難，那就無怪其抵抗治下的牧師們的聯合力量，更感到困難；何況這種聯合力量，還有各鄰國的同一力量為其聲援呢：在此種情況下，君主有時不得不降服，倒不足奇怪；君主常能抵抗才是怪事。
古代牧師們的完全不受世俗司法權支配的特權（在我們今日看來，是最不合理的），例如，英格蘭所謂牧師的特權，正是這種事勢的自然結果或更正確地說是必然結果。一個牧師不論所犯何罪，他的教會如有保護他的意向，並表示犯罪證據不夠處罰神聖人物，或說所加於神聖人物的懲罰過嚴，那末，君主這時想執法懲治那位牧師，該是多麼危險呢！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辦法，莫如讓那位犯罪者，由教會法庭去審判他。為他們全教會的名譽計，該法庭必儘可能抑制教會中每一個牧師；犯大罪，固所不許；即惹起世人惡感的醜行，亦在所必禁。
在第十世紀、十一世紀、十二世紀、十三世紀以及這前後若干時期的情況下，羅馬教會組織，可以說是反對政府權力和安全，反對人類自由、理性和幸福（這種種，只有在受到政府保護的地方，才能發揚）的曠古未有的可怕團結。在這種制度下，極愚蠢的迷信幻想，得到如此多數私人利己觀念的支援，以致任何人類理性的攻擊，都不能動搖它。因為，理性雖然也許能夠揭穿某些迷信妄想，使普通人也能明白其無稽，但理性決不能瓦解那基於利己心的結合。設使教會組織沒有碰到其他對頭，只有無力的人類理性對之施展攻擊，它是一定會永遠存在的。然而這個廣大牢固的組織，這個為一切人類智慧德性所不能動搖尤其不能顛覆的組織，卻由於事物的自然趨勢，先變成了萎弱，然後部分毀滅，而照現在的傾向，不到幾百年，恐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