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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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認為應當宣傳的教義。君主既不能以適當的壓力和權威，直接反抗教士們的決定，所以君主必須有影響他們決定的能力。影響的方法，惟有使教士階級大多數人有所恐懼而又有所希求。派職或其他處罰，是他們所恐懼的；升遷祿位，是他們所希求的。

在一切基督教會中，牧師的聖俸，可以說是他們終身享受的一種不動產。其享有，非憑授與者一時的高興；只要行為端正，即不得任意禠奪。這個財產的保有，如果不是這麼穩固，稍稍開罪於君主達官，即有被禠奪的危險，那末，他們對於人民的權威，就不能維持了。人民會視他們為從屬宮廷的僱傭，對於他們教導的真誠，沒有何等信心。但是，假若君主濫用暴力，惜口他們過於熱心散佈朋黨的或煽動的教義，竟行禠奪他們終身享有的不動產，那末，他這種迫害，只不過使被迫害的牧師及其教義，陡增十倍的聲譽，因而對於君主自身，陡增十倍的煩難與危險。幾乎在一切場合，恐怖手段，總是治國治人的一種壞工具，決不可用以對付那些對於獨立自主那怕只有一點點要求權利的人。企圖恐嚇這種人，只有刺激其惡感，堅定其反抗；這反抗如果處置稍為寬大一點，也許很容易使其緩和下來，或者完全放棄。法國政府常用暴力強迫議會或最高法院公佈不享眾望的佈告，然很少成功。可是，它通常所用的手段，即把一切頑強不服者通通監禁起來，卻可算是十分厲害的了。斯圖亞特王室各君主，有時也用與此相類似的手段，來控制英國議會的若干議員，但那些議員也是同樣地頑強不屈。因此，他們不得不改弦更張了。英國議會今日是在另一種方法上被操縱著。約在十二年前，奇瓦塞爾公爵曾對巴黎最高法院，進行一個極小的實驗，由那個實驗充分表示了一件事，即採用英國今日使用的方法，法國一切最高法院，可更容易加以操縱。但這種實驗，沒有繼續進行下去。因為，強制與暴力，雖是政府的最壞最危險的工具，而權術與勸說，雖總是最容易最安全的工具，但人類似乎生來就是傲慢的，除非他們不能或不敢使用壞的工具，他們總是不屑使用好的工具。法國政府很能夠而且敢於使用暴力，所以不屑使用權術與勸說。不過，根據一切時代的經驗，我相信，以強制和暴力，加諸國教教會受人尊敬的牧師，其危險和導引毀滅的可能，實有過於把強制和暴力加諸任何其他階級的人民。牧師有他們的權利，有他們的特權，有他們個人的自由，只要他們與其本階級中的人結有良好關係，即在最專制的政府下，與其他約有同等身分及財產者比較，其權利和自由，是更受人尊重的。在巴黎寬大溫和的專制政府是如此，在君土坦丁猛烈狂暴的專制政府亦是如此，而在此兩極間各種不同程度的專制政府，亦莫不如此。但是，牧師階級雖難以暴力強制，卻與其他階級同樣容易操縱。君主的安全，社會的治安，似在很大程度上依存於君主操縱他們的手段，而這手段似乎完全在於他提升他們的權力。

舊時基督教教會的制度，各主教領區的主教，通由主教所轄都市的牧師及人民共同選舉。人民這種選舉權，並不曾保有多久；而且就在保有該權利的時候，他們多半也是唯牧師們的馬首是瞻；牧師們在這類有關心靈的事件上，儼然是以人民自然指導者自居了。不過，這樣操縱人民，也是一種麻煩的事，牧師們不久就厭倦了，他們覺得，主教由他們自己選舉比較容易得多。同樣的，修道院院長，亦由院中修道士選舉，至少大部分修道院的情況是如此。主教領區內的一切下級有俸聖職，通由主教任命，主教認為適當的，即授與職務。這樣，教會一切升遷權力，就全掌握在主教手中了。在這種場合，君主對於他們的選舉事項，雖然也擁有一些間接勢力，雖然教會關於選舉乃至選舉的結果，有時也請求君主同意，但是君主畢竟沒有直接或充分手段操縱他們。因此，每一個牧師的野心，就自然使他要阿諛本教會中人，而不阿諛君主，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滿足其升遷期望。

羅馬教皇最先逐漸把幾乎歐洲大部分的主教職、修道院院長職（或即所謂主教公會有俸聖職）的任命權，拿到手中。其次，又以種種奸計及口實，把各主教領區內大部分下級有俸聖職的任命權，拿到手中。這一來，所留給主教的，除僅僅足使其維持對所管轄牧師們的權力外沒有什麼了。同時，由於這種安排，君主的境況，也弄得比先前更壞。歐洲各國的牧師們，這樣簡直編組成了一種宗教軍。這種軍隊雖散處各國，但它的一切活動、一切動作，都可由一個首領指揮，並在一種劃一的計劃下進行著。每個特定國家中的牧師，可視為這軍隊的一個支隊；而各支隊的動作，又容易得到四周其他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