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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繳納稅款而縮減乃至於消滅。第三，對於不幸的逃稅未遂者所使用的充公及其他懲罰辦法，往往會傾其家產，因而社會便失去由使用這部分資本所能獲得的利益。不適當的賦稅，實為逃稅的大誘因。但逃稅的懲罰，又勢必隨這誘因的加強而相應地加重。這樣的法律，始則造成逃稅的誘因，繼複用嚴刑以徵逃稅，並常常按照誘惑的大小，而定刑罰的輕重，設阱陷民，完全違反普通正義原則。第四，稅吏頻繁的訪問及可厭的稽查，常使納稅者遭受極不必要的麻煩、困惱與壓迫。這種煩擾嚴格地講，雖不是什麼金錢上的損失，但無異是一種損失，因為人人都願設法來避脫這種煩擾。總之，賦稅之所以往往徒困人民而無補於國家收入，總不外由於這四種原因。
上述四原則，道理顯明，效用昭著，一切國家在制定稅法時，都多少留意到了。它們都曾盡其所知，設法使賦稅儘可能地保持公平。納稅日期，輸納方法，務求其確定和便利於納稅者。此外它們並曾竭力使人民於輸納正稅外，不再受其他勒索。但下面對於各時代各國家的主要賦稅的短短評述，將表明各國在這方面的努力，並未得到同樣的成功。
第一項地租稅即加在土地地租土的賦稅
加在土地地租土的賦稅，有兩種徵收方法：其一，按照某種標準，對各地區評定一定額地租，估計既定以後，不復變更；其二，稅額隨土地實際地租的變動而變動，隨情況的改善或惡化而增減。
象英國，就是採用前一方法。英國各地區的土地稅，是根據一個一定不變的標準評定的。這種固定的稅，在設立之初，雖說平等，但因各地方耕作上勤惰不齊的緣故，久而久之，必然會流於不平等。英格蘭由威廉及瑪利第四年法令規定的各州區各教區的土地稅，甚至在設定之初，就是極不公平的。因此，這種賦稅，就違反上述四原則的第一原則了，所幸它對於其他三原則，卻完全符合。它是十分明確的。徵稅與納稅為同一時期，它的完納時期與納租的時期相同，所以對納稅者是很便利的。雖然在一切場合，地主都是真正納稅者。但稅款通常是由佃農墊付的，不過地主在收取地租時，必把它扣還佃農。此外，與其他收入相等的稅收比較，這種稅徵收時使用的官吏是很少很少的。各地區的稅額，既不隨地租增加而增加，所以地主由改良土地生出的利潤，君主並不分享。固然，這些改良有時會成為同一地區的其他地主的破產的原因，但這有時會加重某特定地產租稅負擔的程度，極其有限，不足阻礙土地的改良及其正常的生產。減少土地產量的傾向既沒有了，抬高生產物價格的傾向自亦沒有，從而對於人民的勤勞，是決不會有何等妨害的。他主除了要納賦稅，不會有其他不便，但納稅乃是一種無可避免的不便。
英國地主，無疑是由這土地稅不變的恆久性，得到了利益的，但這利益的發生，和賦稅本身性質無關，而主要是由於若干外部的情況。
英國目評定土地說以來，各地繁榮大增，一切土地地租，無不繼續增加，而鮮有跌落，因此，按現時地租計算應付的稅額，和按舊時評定實付的稅額之間，就生出了一個差額，所有的地主，幾乎都按這差額而得了利益。假使情形與此相反，地租因耕作衰退而逐漸低落，那一切地主就幾乎都得不到這差額了。按英國革命以後的情勢，土地稅的恆久性，有利於地主而不利於君主；設若情勢與此相反，說不定就有利於君主，而不利於地主了。
國稅既以貨幣徵收，土地的評價，自以貨幣表現。自作了此評價以來，銀價十分固定；在重量上和品質上，鑄幣的法定標準都沒有變更。假若銀價顯著騰貴，象在美礦發現之前兩世紀那樣，則此評價的恆久性，將使地主大吃其虧。假如銀價顯著跌落，象在美礦發現之後一世紀那樣，則君主的收入，會因此評價的恆久性而大大減少。此外，如貨幣法定標準變動，同一銀量，或被抑低為較小的名義價格，或被提高為較大的名義價格，例如，銀一盎斯，原可鑄五先令二便士，現在不照這辦法，而用以鑄二先令七便士或十先令四便士，那末，在後一場合吃虧的是收稅的君主，在前一場合，吃虧的是納稅的地主。
因此，在與當時實際情況多少相異的情形下，這種評價的恆久性，就不免要使納稅者或國家感到極大的不便。然而，只要經過長久時間，那種情況就必有發生的一天。各帝國雖與一切其他人為的事物相同，其命運有時而盡，但它們卻總圖謀永遠存在。所以帝國的任何制度，被認為應與帝國本身同樣永久的，都不但求其便利於某些情形，而且當求其便利於一切情形。換言之，制度不應求其適合於過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