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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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收入的包收者對懲罰企圖逃稅者的法律，決不會覺得過於苛刻。納稅者不是他們的人民，他們自無所用其憐恤，並且，納稅者即普遍破產，如發生於包收滿期的次日，他們的利益，亦不會受大影響。在國家萬分吃緊，君主對其收人的足數收到定是非常關心的時候，賦稅包收者很少不乘機大訴其苦，說法律知不較現行加厲，付出平常的包額，也將無法辦到。在此國家緊急關頭，他們是有求必應的；所以，這包收稅法，就一天苛酷一天。最慘忍的稅法，常常見於公家收入大部分採用包收制的國家；而最溫和的稅法，則常常見於君主直接監督徵收的國家。君主雖再愚闇，對於人民的憐憫心情，也一定遠過於包稅人。他知道，王室恆久的偉大，依存於其人民的繁榮；他決不會為一時之利而破壞這繁榮。在賦稅包收者，情形就兩樣了；他的昌盛，常常是人民沒落的結果，而不是人民繁榮的結果。

包稅者，提供了一定金額，有時不但取得一種賦稅的權利，而且取得對幹課稅品的獨佔權利。在法國，菸草稅及鹽稅，就是以這種方法徵收的。在此場合，包徵者不僅向人民課取了一個過度的利潤，而且課取了兩個過度的利潤，即包稅者的利潤，和獨佔者的更大利潤。菸草為一種奢侈品，買與不買，人民尚得自由。但鹽為必需品，各個人是不能不向包稅者購買一定分量的；因為這一定分量，他如不向包稅者購買，就會被認為是從走私者那裡購買的。對這兩商品所課的稅，都異常繁重。其結果，走私的誘惑，簡直不可抵抗；但同時由於法律的嚴酷，包稅者所用人員的提防，受到誘惑的人，幾乎可肯定總有破產的日子。鹽及菸草的走私，每年使數百人坐牢，此外，被送上絞架的人數也很可觀。然而稅由這種方法徵收，對政府可提供很大的收入。1767年，菸草包額為二千三百五十四萬一千二百七十八利弗，鹽包額為三千六百四十九萬二千四百零四利弗。此兩項包徵，自1768年起，更約定繼續六年。著重君主收入而輕視民膏民脂的人，恐怕都贊同這種徵稅方法。因此，在許多其他國家，特別是在奧地利及普魯士領土內，在義大利大部分小國，對於鹽及菸草，都設立了同種的賦稅與獨佔。

在法國，國王實際收入的大部分，來自八個源泉，即貢稅、人頭稅、二十取一的稅、鹽稅、國產稅、關稅、官有財產及菸草包徵。最後五者，各省大抵都採用包徵制，而前三者，則各地都置於政府直接監督及指導之下，由稅務機關征收。就取自人民的數額的比例說，前三者實際歸入國庫的，要比後五者為多；後五者管理上更為虛糜濫費，那是世所周知的。

現在法國的財政狀態，似乎可以進行三項極顯明的改革。第一，撤廢貢稅及人頭稅，增加二十分取一的稅，使其附加收入，等於前兩者的金額，這樣，國王的收入，便得儲存；徵收費用，可以大減；貢稅及人頭稅所加於下層階級人民的煩累，會全然得到阻止，而且大部分上層階級的負擔，也不至比現在更重。前面說過，二十分取一的稅，差不多與英格蘭所謂土地稅相類似。貢稅的負擔，最終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那是一股所承認的；人頭稅的大部分，乃按照貢稅每鎊若干的比率，課子貢稅的納稅者，所以此稅大部分的最後支付，也是由同一階級人民負擔。因此，二十分取一的稅，即使按照貢稅及人頭稅兩稅所提供的稅額增加，上層階級的負擔，仍不致以此加重。不過，因現在貢稅課於各個人的所有地及租戶不很公平的緣故，一經改革，許多個人，就不免要加重負擔。所以，現在享有特惠者的利害關係及由此利害關係出發的反對，恐怕就是最能阻止此改革及其他相類似的改革的障礙。第二，劃一法國各地的鹽稅、國產稅、關稅、菸草稅，即劃—一切關稅，一切消費稅，這樣，這些稅的徵收費用，便可遠較今日為少，並且，法國的國內商業，亦得與英國國內商業同樣自由。第三，把這一切稅，全部歸由政府直接監督指導的稅務機關征收，這一來，包稅者的過度利潤，就加入國家收入中。可是，與上述第一種改革計劃同樣，由個人私利出發的反對，亦很夠阻止這最後二種改革計劃的實現。

法國的課稅制度，在一切方面，似乎都比英國為劣。英國每年從八百萬以下的人民，徵取一千萬鎊稅款，絕未聞有什麼階級受到壓迫。據埃克斯皮利神父蒐集的材料，及《穀物法與穀物貿易論》著者的觀察，法國包括洛林及巴爾在內，人口約共二千三百萬乃至二千四百萬，這個數目，將近有英國人口三倍之多。法國的土壤及氣候，是優於英國的。法國土地的改良及耕作，是遠在英國之先的，所以凡屬需要長久歲月來建造和累積的一切事物，例如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