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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依同一方法償還，使其損失得到若干賠償。可是，在多數國家中，以貨幣貸與國家的人，多半是富有者，他們對幹其餘同胞市民，多是屬於債權者的地位，而不是屬於債務者的地位。因此，這種貌為償還的辦法，對於國家債權者的損失，沒有減輕，只有增大。國家受不到一點利益，而多數無事人民，卻蒙受橫災。這種辦法將使私人財產受一種最普遍、最有害的破壞，而在大多數場合，將使勤勞、節約的債權者吃虧，怠惰、浪費的債務者致富；這樣，國家資本的大部分，將由能使這資本增益的人，轉移到只知破壞這資本的人。國家如有必要宣佈破產，正如私人有必要宣佈破產時那樣，光明正大和直言不諱的倒賬，總是對債務者名譽損害最輕、對債權者利益也損害最輕的辦法。國家為隱蔽實際倒賬的不名譽，而出此容易識破又極端有害的欺瞞下策，那真是再笨沒有啊！
然而，國家無論古今，當有此必要時，往往採用這欺瞞的下策。在第一次羅馬和迦太基戰爭終結時，羅馬人減低阿斯（當時計算一切其他鑄幣以此為準）的價值，從含銅十二盎斯，減至含銅二盎斯，即把二盎斯銅賦予等於以前十二盎斯的名義價值。用這種方法，共和國前此所借的鉅債，只須還其實額六分之一就行了。這樣突然的巨大的倒賬，照我們今日設想一定是要惹起極大的喧鬧的；然而當時竟無此等表示。推其原因，是由於制定此貶值的法律，象其他一切關於鑄幣的法律那樣，都由護民官提向民會，透過施行；那在當時，恐怕還是一種很得民心的法律。在羅馬，象在古代其他共和國一樣，貧民不斷向富者和有權勢者借債；富者和有權勢者為要在每年選舉時獲得他們的選票，常以極高利息，貸款給貧民，此債務從未償付，不久就積成了債務者不能償付、他人亦無從代付的鉅額。債務者憚於非常苛刻的誅求，往往迫而投票選舉債權者推薦的候選人，沒得到另外報酬。當時法律儘管嚴禁贈賄及收買，但候選人提供的報酬，及元老院不時頒發的穀物，仍為羅馬共和國晚期貧窮市民賴以生活的主要資源。為要擺脫債權者的控制，這些貧窮市民不斷要求取消他們所欠的全部債務，或要求透過他們所謂新案，即償還積欠債務一部分就算還清全部債務的法案。因此，把一切鑄幣價值，減至其原先價值六分之一，使他們得以原先六分之一的貨幣，償還其全部債務，這種法律，正是一種最有利的新案。富者及有權勢者為要使人民滿足，在許多場合，他們不得不同意此取消債務的法律及施行新案的法律。不過，使他們同意此等法律的，一部分雖不外上述理由，一部分則因他們自身是政府的主要領導者，他們想借此解除國家的負擔，恢復國家的元氣。用這種方法，一億二千八百萬鎊的債務，一下子就減為二千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鎊六先令八便士了。在第二次羅馬和迦太基戰爭期間，阿斯又經過兩次的貶值，第一次是由含銅兩盎斯減至一盎斯，第二次由一盎斯減至半盎斯，即減至本來價值二十四分之一。羅馬的上述三次貨幣貶值，如合併一次實行，那末，象我國現幣一億二千八百萬的債務，就可一下子減至五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鎊十六先令八便士。那怕英國負債之巨，使用這種方法，也是馬上可以償還的。
我相信，一切國家鑄幣的價值，都曾透過這方法，逐漸減到比原來價值越來越低，同一名義金額所含的銀，都曾透過這方法逐漸減到比原來數量越來越少。
為了同一目的，國家有時減低鑄幣的標準成色，即在鑄幣中攙以較大量的劣金。例如，照現行法定標準，每重一鎊的銀幣，只能攙劣金十八本尼威特，若攙入八盎斯，這種銀幣一鎊或二十先令，就與現幣六先令八便士相當，而我國現幣六先令八便士所含銀量，就幾乎提高至一鎊的名義價值了。這種標準成色的減低，與法國人所謂增大價值，即直接提高貨幣名義價值，完全相同。
這種直接提高貨幣名義價值的做法，常是公開的、明言的，而就其性質說，亦不得不如此。用此方法，較輕較小的鑄幣，取得了從前較重較大鑄幣的同一名稱。反之，減低貨幣標準成色的做法，大概都是保守秘密的。用此方法，造幣局發出和從前流通的同一名義價值的鑄幣，竭力設法使其重量、體積及外貌保持舊觀，不易辨認，但其實際價值，卻相去甚遠。當法國國王約翰要償還其債務，而減低鑄幣標準成色時，所有造幣局的官吏，都得發誓保守秘密。以上兩種做法，都是不正當的。不過，增大價值這個簡單做法，是公然的、暴戾的不正行為，而減低標準成色，卻是陰險的、欺詐的不正行為。所以後者一經發覺（決無長久保守秘密的可能）常比前者要惹起大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