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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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有各種高價奢侈品的商業國內，君主自然會把他的收入大部分，用以購買這些奢侈品，象其版圖內一切大土地所有者一樣。他本國及鄰近各國，供給他許許多多的各種高價裝飾物，這些裝飾物，形成了宮廷華麗但無意義的壯觀。君主屬下的貴族們，為了追求次一等的同種壯觀，一方面打發其家臣，一方面讓租地人獨立，這一來，他們就漸次失掉了權威，以致與君主領土內其他大部分富裕市民，沒有區別了。左右他們行為的浮薄熱望，也左右他們君主的行為。在他領土內，個個富有者都在徵逐這種享樂，怎能叫他一個人富而不淫呢？假使他沒把怎麼大的部分的收入用於享樂（他多半是如此），以致減弱國防力量，那麼，超過維持國防需要那一部分的收入，是不能期望他不消費的。他平常的費用，就等於他平常的收入；費用不超過收入，就算萬幸了。財寶的蓄積，再無希望；一旦有特別急需，需要特別費用，他定然要向人民要求特別的援助。1610年法蘭西國王亨利四世死後，歐洲大君主中蓄有很多財寶的，據推測只有普魯士現國王及前國王。君主政府不說，共和政府，為蓄積而行節約的事亦幾乎是同樣罕見的。義大利各共和國、尼得蘭共和國都負有債務。伯爾尼聯邦積有不少的財寶，但在歐洲是僅見的。瑞士共和國其他聯邦，全無蓄積可言。崇尚某種美觀，至少，崇尚堂皇的建築物及其他公共裝飾物，最大國王的放蕩的宮廷，自不必說，就連那些小共和國看似質樸的議會議事堂也往往如此。

一國在平時沒有節約，到戰時就只好迫而借債。戰爭勃發起來，國庫中，除了充當平時設施所必要的經常費的款項外，沒有其他款項。戰時為國防裝置所需的費用，須三倍四倍於平時，因此在戰時的收入，也須三倍四倍於平時收入。即使君主馬上就有一種辦法，能按照費用增大的比例而增大他的收入——這幾乎是不會有的——這增大收入的源泉，必出自賦稅，而賦稅的課徵，大抵要經過十個月乃至十二個月，才有稅款收入國庫。可是，在戰爭勃發的瞬間，或者寧說，在戰爭似要勃發的瞬間，軍隊必須增大，艦隊必須裝備，防軍駐在的都市必須設防，而這軍隊、艦隊、防軍駐在的都市，還須供給武器、彈藥及糧食。總之，在危險臨到的瞬間，就得負擔一項馬上就要的大費用；這費用是不能等待新稅逐漸地慢慢地納入國庫來應付的。在此萬分緊急的情況下，除了借債，政府再不能有其他方法了。

由於道德原因的作用，這種使政府有借款必要的商業社會狀態，使人民具有貸款的能力和貸款的意向。這種商業社會狀態要是通常帶來借款的必要，它也同樣帶來借款的便利。

商人和工廠主眾多的國家，必然有很多這樣的人，不僅是他們自己的資本，而且有願意以貨幣借給他們或以貨物委託他們經營的人的資本，頻繁地在他們手中透過，比不做生意、不從事生產事業，靠自己收入為生的私人的收入透過自己手中的次數，更要頻繁。象上面所說那種私人的收入，經常每年只透過他自己手中一次。但一個商人，如從事那本利能迅速收回的商業，他的全部資本及信用，就往往每年會透過他手中三、四次。因此，一個商人多工廠主多的國家，必然有很多的人是願意隨時都能以鉅額款項貸與政府。所以，商業國人民，都具有出貸能力。

任何國家，如果沒有具備正規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關於自己的財產所有權，不能感到安全，以致人民對於人們遵守契約的信汪心，沒有法律予以支援，以致人民設想政府未必經常地行使其權力，強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償還債務，那麼，那裡的商業製造業，很少能夠長久發達。簡言之，人民如對政府的公正，沒有信心，這種國家的商業製造業，就很少能長久發達。大商人大工廠主，如平時信任政府，敢把財產委託政府保護，到了非常時候，就也敢把財產交給政府使用。把款借給政府，絕不會減少他們進行商業及製造業的能力，反之，通常卻會增大那能力。國有急需，大抵會使政府，樂於以極有利於出借人的條件借款。政府付與原債權者的保證物，得轉移於任何其他債權者；並且，由於人民普遍信任政府的正義，那保證物大概能以比原價高的價格，在市場上買賣。商人或有錢者，把錢借給政府，可從此賺到錢，他的營業資本不但不會減少，反會增加。政府如允許他最先應募新借款，他大抵會視為一種特惠。所以，商業國人民，都具有貸款的意向或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