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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往時的各種物價。他們兩人的意見，雖是那麼不相同，而他們兩人所蒐集的事實，至少就穀物價格說，是那麼一致，這不免令人感到幾分奇異。
然而，最有見識的作家所據以推斷遠古時代銀的巨大價值的，與其說是穀物的低廉價格，倒不如說是其他許多土地原生產物的低廉價格。據說，穀物是一種製造品，在未開化時代，穀物比其他大部分商品貴得多。我想，所謂大部分商品，是指家禽、牲畜和獵物那一類非製造品。此等物品，在貧困和野蠻時代，無疑比穀物低廉得多。但這低廉，不是銀價過高的結果，而是這些商品價值低的結果。這不是因為白銀在那時代能購入或代表比富裕和進步時代更多的勞動量，而是因為在那時代，此等商品購入或代表少得多的勞動量。白銀在西屬美洲必然比歐洲低廉，即在產出國必然比輸入國低廉，因為要耗去運費和保險費，由水陸長途運輸。但是烏羅阿卻告訴我們，不久從前，在阿根廷首都，從四百頭牛中挑一頭，價格僅二十一便士半。拜倫告訴我們，在智利首都，良馬一匹的價格為英幣十六先令。在土壤肥沃而大部分割槽域又全未開墾的國家，家禽、牲畜和獵物都不難由極少量勞動獲得，因此它們所能購買的勞動極為有限。此等商品在那裡只能從低廉的貨幣價格出售這一事實，並不證明那邊白銀的真實價值很高，只證明那邊此等商品的真實價值很低。
白銀及其他一切商品的真正尺度，不是任何一個商品或任何一類商品，而是勞動。這一點我們應當隨時牢記。
在土地幾乎荒蕪或人口稀少的國家，自然生產的家禽、牲畜和各種獵物，往往比居民所須消費的多得多。在這種狀態下，供給通常超過需求。所以，在不同的社會狀態，在不同的改良階段，此等商品便代表極不相同的勞動量，或等於極不相同的勞動量。
無論在什麼社會狀態下，無論在什麼改良階段中，穀物都是人類勞動的產物。但各種勞動的平均產量，大體上總是和其平均消費量相適應，就是說，平均供給，大體上總是和其平均需求相適應。而且，無論在什麼改良階段，在同一土壤同一氣候中，生產同一數量的穀物，平均地說，需耍花幾乎相同的勞動量，或者說，需要花幾乎等量的代價，因為，在耕作改良的狀態下，勞動生產力的不斷增加，或多或少要被牲畜即主要農具價格的不斷增加所抵消，我們根據這些，可以確信：在一切社會狀態下，在一切改良階段中，等量穀物，比等量其他土地原生產物，能更近似地代表或交換等量勞動。唯其如此，所以我們在前面說過，在財富和改良的不同階段中，穀物是比其他任何一個或一種商品更正確的價值尺度。因此，在上述不同階段，我們以穀物與銀相比，比用其他任何一個或一種商品與銀相比，更能正確判定銀的真實價值。
加之，穀物或其他為人民一般愛好的植物性食物，在各個文明國家，都是勞動者生活資料的主要部分。農業擴大的結果，各國土地所生產的植物性食物，此動物性食物多得多，而勞動者到處都從最低廉和最豐饒的適合衛生的食物為主要生活資料。除了最繁榮的國家，或勞動報酬非常昂貴的地方，在勞動者生活資料中，家畜肉不過佔極小部分，家禽佔更小的部分，獵物不佔任何部分。在法國，甚至在勞動報酬較法國略高的蘇格蘭，勞動貧民，如非到了佳節或其他特殊場合，就很少嚐到肉味。因此，勞動的貨幣價格，在很小程度上，取決於家畜肉或其他土地原生產物的平均貨幣價格，而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穀物即勞動者主要生活資料的平均貨幣價格。所只，金銀的真實價值，換言之，金銀所能購入或所能支配的真實勞動量，在極小程度上取決於金銀所能支配的家畜肉量或任何其他土地原生產物量，而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金銀所能購入的穀物量。
然而，上述不仔細的觀察，也許不會使那麼多聰明作家陷於迷途，要不是他們同時受到以下一個俗見的影響，即由於各國的銀量自然隨著財富的增加而增加，所只銀的價值目隨銀量的增加而減少。但是，這種見解，毫無根據。
任何一個國家貴金屬數量增加的原因有二：其一，供給貴金屬的礦山的產額的增加；其二，人民財富的增加，即勞動年產物的增加。前一原因，無疑地和貴金屬價值的減少有關，但後一原因，卻與其價值的減少無關。
隨著更豐饒礦山的發現，就有更大數量的貴金屬提供市場，而較大數量貴金屬所要交換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在數量上如果和從前一樣，那末同一數量金屬所換得的商品量必定比從前少。所以，一國貴金屬量的增加，要是起因於礦山產額的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