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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購買外國匯票的人，對於售賣外國匯票的銀行，不僅要對運送貨幣的天然風險、周折與費用付出代價，而且要對由於禁止金銀輸出而產生的意外風險付出代價。匯兌愈是不利於一個國家，貿易差額亦必然愈是不利於這個國家。與貿易差額順差的國家比較，貿易差額逆差的國家的貨幣價值必定相應地低得多。譬如，英、荷兩國間的匯兌，若百分之五不利於英國，則在匯兌時便須以英銀一百零五盎斯購買荷銀一百盎斯的匯票。英銀一百零五盎斯既然與荷銀一百盎斯的價值相等，故亦只能購得相應數量的荷蘭貨物。反之，荷銀一百盎斯卻與英銀一百零五盎斯的價值相等，故亦可購得相應數量的英國貨物。總之，售給荷蘭的英國貨物將以低得那麼多的價格出售，而售給英國的荷蘭貨物又將以高得那麼多的價格出售，這都是由於匯兌的這種差額。英國貨物所換回的荷蘭貨幣少得那麼多，而荷蘭貨物所換回的英國貨幣卻多得那麼多。所以，貿易差額就必然在那麼大的程度上更不利於英國，必須把更大數量的金銀輸往荷蘭，以彌補差額。
以上的議論有一部分是有理由的，有一部分卻是強辭奪理的。認為貿易上的金銀輸出往往有利於國家的議論，是正確的。認為在私人覺得金銀輸出有利時，禁令不能防止金銀輸出的議論，也是正確的。但他們如下的議論卻是強辭奪理，即：要保持或增加本國的金銀量，比要保持或增加本國其他有用商品的數量，需要政府更大的關心；自由貿易能確保這些商品的適量供應，毋需政府給予那樣的關心。他們又說，匯兌的高價必然加劇他們所謂的貿易差額的不利程度，或導致更多的金銀輸出，這樣的說法也是強辭奪理。誠然，這種高價極不利於該欠外國債務的商人。在購買外國匯票時，他們要以高得那麼多的價格付給銀行。但是，雖然由禁令而產生的風險可能使銀行索取額外費用，卻未必會因此而輸出更多的貨幣。這種費用，一般是在走私時在國內支付的，它不會使人在所需匯出的數目以外，多輸出一文錢。匯兌的高價，也自然會使商人努力平衡他們的輸出和輸入，使他們儘量縮小他們的支付額。此外，匯兌的高價必定會產生類似課稅的作用，因為它增高外貨的價格，從而減少外貨的消費。所以，匯兌的高價不致於增加他們所謂的貿易逆差額，而只會減少他們所謂的貿易逆差額，因而也會減少金銀的輸出。
儘管這樣，那些議論卻使聽取它們的人深信不疑。它們是由商人們向國會、王公會議、貴族和鄉紳們陳述的；是由那些被認為了解貿易的人向那些自認為對這種問題一無所知的人陳述的。貴族及鄉紳和商人一樣，都從經驗中知道，國外貿易可以富國，但對國外貿易如何富國的問題，他們卻沒有一個懂得清楚。商人們完全知道，國外貿易如何使他們自己富裕。理解這個問題，原是他們的份內之事。但瞭解國外貿易如何富國的問題，卻不是他們的份內之事了。除了在他們要向國家請求改訂國外貿易法案的時候，他們從來不考慮到這個問題。只有在請求改訂法律的時候，他們才必須陳述國外貿易的有利結果，才必須陳述現行法律如何阻礙這種有利的結果。他們向那些要對這種事情作出決定的裁判官說，國外貿易可以帶貨幣回國，但國外貿易法卻使國外貿易所帶回來的貨幣比沒有這種法律的時候少。裁判官聽了這個說法，也覺得十分滿意。這種議論於是產生了預期的效果。法蘭西和英格蘭的金銀輸出禁令，僅以本國的鑄幣為限。外國鑄幣和金銀塊的輸出，聽其自由。在荷蘭和其他一些地方，這種自由甚至擴充套件到本國鑄幣。政府的注意力，從對金銀輸出的監視，轉到對貿易差額的監視，而把貿易差額看作能夠引起國內金銀量增減的唯一原因。他們放棄了一種毫無結果的監督，轉向另一個更為複雜、更為困難但卻是同樣毫無結果的監督。托馬斯·孟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不僅成為英格蘭而且成為其他一切商業國家政治經濟的基本準則。內地或國內貿易，尤其重要的是，即那種以同量資本可提供最大收入而又能使本國人民獲得最大就業機會的貿易，卻被視為只是國外貿易的輔助。據說，國內貿易既不能從外國帶貨幣回來，也不能把貨幣帶出國外。所以，除非國內貿易的盛衰可以間接影響國外貿易的狀況，否則它就決不能使國家變得更加富裕或更加貧困。
沒有葡萄園的國家，須從外國取得葡萄酒；同樣，沒有礦山的國家也無疑地必須從外國取得金銀。然而，政府似乎不必更多注意某一物品而更少注意另一物品。一個有資力購買葡萄酒的國家，總會獲得它所需要的葡萄酒；一個有資力購買金銀的國家，決不會缺少那些金屬。金銀象一切其他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