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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我們便用各種商品所能換得的貨幣量，來估計其他各種商品的價值。有很多貨幣的人，被稱為富人；只有極少一點貨幣的人，被稱為窮人。儉樸的或想發財的人，被說成是愛貨幣的人；不謹慎的、不吝嗇的或奢侈的人，被說成是漠視貨幣的人。發財等於是有了貨幣。總之，按照通俗的說法，財富與貨幣，無論從哪一點看來，都是同義語。
象富人一樣，富足的國家往往被認為擁有很多貨幣。在任何國家，貯積金銀被認為是致富的捷徑。美洲發現後，有一個時期，西班牙人每到一個生疏的海岸，第一個要問的問題，就是近處有無金銀髮現。他們就根據這種情報，判定那個地方有沒有殖民的價值，乃至有沒有徵服的價值。以前，法蘭西國王特遣僧人普拉諾·卡爾比諾去見有名的成吉思汗的一位王子。據這位大使說，韃靼人所常常問到的，只是法蘭西王國的牛羊多不多。他們的問題和西班牙人的問題有同樣的目的。他們想要知道那個國家是否十分富足，值得他們去征服。韃靼人和其他一切牧畜民族，大都不知道貨幣的用處；在他們中間，牲畜便是交易的媒介，便是價值的尺度。所以在他們看來，財富是由牲畜構成，正如在西班牙人看來，財富是由金銀構成一樣。在這兩種看法中，韃靼人的看法也許最接近於真理。
洛克先生曾指出貨幣與其他各種動產的區別。他說，其他各種動產是那麼容易消耗，以致由這等動產構成的財富不太可靠；今年富有這等動產的國家，即使毫無輸出，只要是奢侈浪費，明年就可能很缺少這等動產。反之，貨幣卻是一個可靠的朋友，它雖然會由這個人轉給那個人，但若能使它不流出國外，就很不容易浪費消耗。所以，在他看來，金銀乃是一國動產中最堅固最可靠的部分；他認為，由於這個緣故，增加此等金屬，應當是該國政治經濟的大目標。
另一些人卻以為，一國如能脫離全世界而存在，則國內流通的貨幣無論多少，都毫無關係。借這種貨幣而流通的可消費物品，只會換取或多或少的貨幣；他們認為，這樣的國家實際上是富是貧，完全取決於此等可消費物品的豐饒或稀少。但對於那些同外國發生聯絡，而且有時不得不對外作戰，因而有必要在遠地維持海陸軍的國家，他們的看法卻又不同。他們說，除了送出貨幣來支付給養，否則就無法在遠地維持海陸軍，但要送出貨幣，又非先在國內有許多貨幣不可。所以，每個這樣的國家都必須盡力在和平時期累積金銀，一旦需要，才會有財力進行對外戰爭。
由於有這些通常流行的見解，歐洲各國都盡力研究在本國累積金銀的一切可能的方法，雖然沒有多大成效。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以此等金屬供給歐洲的主要礦山佔有者，它們曾以最嚴厲的刑罰或苛重的關稅禁止金銀輸出。往時，其他大多數歐洲國家似乎也都採用類似的禁止辦法作為它們政策的一部分。在某些古代蘇格蘭議會法案裡，我們會出乎意料地發現，亦曾以重刑禁止金銀輸出國外。法蘭西和英格蘭古時候也曾採用同樣的政策。
當那些國家成為商業國時，商人們在許多場合總感到這種禁令非常不便。他們以金銀為媒介，向外國購買他們所需要的物品，輸入本國或運往別國，比用任何其他商品為媒介，往往都更為有利。因此他們反對這種禁令，認為它妨害貿易。
他們說，首先，為購買外國貨物而輸出金銀，未必會減少國內的金銀量。反之，還往往會增加那種數量；因為，如果外貨消費額並不因此而在國內增加，那些貨物就可再輸出國外，以高利潤在那裡售出，所以，帶回來的財寶也許會比原來為購買貨物而輸出的金銀多得多。托馬斯·孟把這種國外貿易的作用同農業的播種期和收穫期相比較。他說：“如果我們只看見農夫在播種時期把很多優良穀物撒播到地裡去的行為，我們一定會把他看做一個狂人而不是農夫。但如果我們再考察他在收穫期間的勞動，我們就會發現，他的行為是既有價值又有很大的收穫的。收穫才是他努力的目的。”
第二，他們說，這種禁令並不能阻止金銀輸出，因為金銀價值大體積小，極容易向外走私。他們以為，只有適當地注意所謂貿易差額，才能防止這種輸出。當一國輸出的價值大於輸入的價值時，外國就欠它一個差額，那必然以金銀償還，從而增加國內的金銀量。當輸入的價值大於輸出的價值時，它就欠外國一個差額，這必然也以金銀償還，從而減少國內的金銀量。他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禁止金銀輸出，就不但不能阻止金銀輸出，而且將使金銀輸出加多一層危險，從而使金銀輸出加多一層費用。所以，在這種禁令下，匯兌將更不利於有逆差的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