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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加班費，都是根據工人的基本工資除以正常工作時得出來的數字。基本工資漲了，加班費就會跟著漲，雖然每個人最終也不過就是多拿上一兩百塊，但是對一個擁有三萬名職工的廠子來說，每個月就要多支出接近六百萬的人力成本。
雖然清楚的知道，手下的工人生活水準每況愈下，但是那些工廠主肯定是能拖則拖。拖上一年，他們就能節省七千萬，省的當然就是賺的。
如果在平時，他們拖個一年半載的再調整工資，工人們能湊合過下去，忍一忍也就算了。但是現在加班少了，收入少了，物價漲了，此消彼長之下，一些拖家帶口的工人，基本已經無法再活下去。
“大家實在撐不下去了，後來就有人合計著，舉行一場大罷工，要求工廠按照政策給大家加薪。就在兩個月前，我們全廠停工，有超過四千人走到街頭遊行抗議。面對這一幕，盧有才這位老闆終於慌了。他派人四下做工作，找這次罷工的帶動者，給他們塞紅包。在工人當中影響力強的人，能得到兩三千的紅包，影響力弱但是也算個人物的，能拿到五百到一千的紅包。”
說到這裡，劉二喜的臉上露出了憤怒與不屑，“當然，這些錢也不是白拿的。拿了這些錢後，就要立刻結算工資，然後捲起鋪蓋滾蛋，他們的名字也會被編進工廠的黑名單，永遠不會再被錄用。但是這又能怎麼樣呢，珠江三江洲地區，最不缺的就是工廠，能拿上一筆意外之財，再重新換個工廠，又有什麼不行的？現在經濟不景氣，實在不行，拿著這筆錢先回老家，等經濟危機過了再回來。就這樣，盧有才老闆只是給兩百多個領頭人塞了紅包，就輕而易舉把我們這次罷工‘壓制’了下去。”
師少鷹低聲道：“你沒有拿那個紅包？”
劉二喜能對“紅包”事件瞭解得這麼清楚，肯定也是“編制內”成員。
劉二喜點頭，“他們給我送來一個兩千塊錢的紅包，要我在協議書上簽字，宣告自願離開工廠，雙方再無瓜葛，我沒有同意。我之所以站出來，是想給廠子裡的兄弟姐妹爭取應得的工資，而不是想要別人拿著一個兩千塊的紅包來收買我，然後再樂顛顛的滾蛋。”
在工廠管理方看來，劉二喜這種連紅包都不收，堅持不肯退讓的人，無異於是刺頭，更是工廠恢復運作的障礙！既然絕大多數人已經被解決掉，用紅包不能打動劉二喜，敬酒不吃吃罰酒，花點錢找幾個人，半夜衝進劉二喜的家，用木棍和他交流一下，讓他知道馬王爺有幾隻眼睛，這後面的事情，就變得“順理成章”起來。
一個身家超過十億，在當地關係網支連錯雜，可謂是黑白通吃的大老闆，想要收拾一個小小的刺頭工人，那真是太容易不過了，也許在他的發家史中，類似於此的事情已經是司空見慣。
讓盧有才沒有想到的是，上山多了終遇虎，這一次，他終於遇到了一個為了自己弟弟，敢於拼死一搏的超級刺頭！
並不是所有人，面對強權暴力，都會象母雞一樣乖乖趴在下等待他用金錢和打手去寵幸；並不是所有人，都忘了身為一個的道德與良知。
雖然，劉二喜的這次反抗，代價實在太大了一些。
師少鷹沉默了很久，才沉聲道：“你的故事講完了，在對你提出我的個人建議前，你想不想聽聽我的故事？”
雖然很出乎預料，劉二喜回覆得仍然很乾脆：“想！”
“我老爹是少將，我老婆的老爹也是少將，我們兩個人在同一所少年軍校裡初識，只不過我在十四歲就因為太調皮搗蛋，被學校掃地出門，而我老婆，卻一路走了下去。雖然後來我又進入軍隊，可是職務卻總是比她低上一級。我是上尉時，她就是少校，而且這種差距，將來必然還會越來越明顯。再後來，我在邊境線上和印度的特種兵打架，他捅穿了我的右手，我一腳把踢成了太監，為了平息事態，我就被送回內地，結果03年的時候，正好趕上大裁軍，又被丟到了地方預備役，進去沒幾天，就因為同事聯起手想排擠我，大打出手，一下子幹進醫院三個！反正弄來弄去，最後還是脫了軍裝，成了一個升斗小民。不過還好，我的未來老婆大人沒嫌棄我，我二十九歲，她二十八歲那年，我們結婚了。”
劉二喜道：“恭喜！”
“恭喜個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