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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二喜的話，在某些人的耳朵裡聽來，大概幼稚得可笑，很可能再冠以一個“憤青”的稱呼。
但是師少鷹卻在用力點頭，從本質上來說，他自己其實也是一個大大的憤青，所以他在寫作時，主角動不動就會慷慨激昂的進行演講，最終被譽為“口號男”。
師少鷹舉起手中的礦泉水瓶，對著劉二喜略略一抬，“敬你。”
在喉嚨裡大大的灌了一口水後，劉二喜的嘴角揚起了一絲快樂的歡笑，“在我二十歲那年，一個陌生的男孩突然跑到我面前，手裡拿著一封我本家大姨寫的信，告訴我，他是我的親弟弟。直到那個時候我才知道，原來在我老爹死之前，老媽又懷上了孩子，他是一個遺腹子。我家那麼窮，老媽身體又不好，根本不可能同時養活兩個孩子，就把我弟弟過繼給大姨。我弟弟十八歲後，按照山裡的規矩，已經該找相親找物件了，現在想結婚什麼彩禮啦，相親啦，滴酒啦，回禮啦，看房啦，亂七八糟的事兒一大堆，反正都是要錢，大姨家也窮，自己還有兩個孩子，最後又把我弟推到了我的身邊。面對一個突然冒出來的弟弟，我雖然很驚訝，但是更多的卻是快樂，原來在這個世界上，我還有一個最親的人，在外面飄了那麼久，孤獨了那麼久後，我又有家人了！”
兩個大男孩一起飄泊在城市中相依為命，他們沒有一技之長，又缺乏學歷，能找到的工作不會怎麼好，生活當然很辛苦。
但是對劉二喜來說，這卻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時光。
“我們一起來到了這個城市，如果非要總結一下的話，在山東沿海城市，是韓國和臺灣投資商多，在這裡就是合資工廠多，絕大多數產品，都會出口到歐洲國家，就好象我們進入的那間廠子，員工足足有三萬多人，就是製造一些塑膠生活用品，接定單出口到美國。”
“那些塑膠用品沒有什麼技術含量，之所以能夠出口到美國，不過就是因為中國的人力相當廉價罷了。工廠的管理層真的很聰明，很會鑽國家政策的漏洞。國家規定，在週末加班，應該支付兩倍的工資，法定節假日加班，應該支付三倍的工資。可是我們的工廠，卻定出了‘換休’制度，如果我在週末加了班，我可以在週一至週五選擇一天休息。換句話說，我就算是週末或者國家法定節假日加班，也絕對不會多拿一分錢。但是大家都是這麼幹的，我們就算心有不滿，胳膊扭不過大腿，忍一忍就算了吧，想想看新聞裡那些討薪還捱打了的農民工，我們真的應該知足了。”
師少鷹聽得很認真。他從來沒有在類似於此的工廠裡打過工，更沒有被人剋扣過工資，他還是頭一次聽到，原來還有一些工廠的管理者，在用這些方法偷換概念，用來降低生產過程中的人力成本。
“每一個地區，都會根據當地的經濟情況，公佈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按照國家規定，該地區人均收入，不得低於這個標準。工廠管理層很聰明很聰明，他們定的工資，百分之百會卡著最低保障標準走。”
聽到這裡，師少鷹搖了搖頭。工廠管理層，明顯又在偷換概念了。
人均收入，指的是一個家庭總收入，除以所有人口得到的數字。打個比方，一個家裡有五口人，只有夫妻兩個人工作，夫妻兩個人的月收入都是三千元，總收入六千除以五，他們的人均收入就是一千二百塊錢。換句話來說，這個家庭的人均收入，永遠比夫妻兩個人的工資低得多。
那些工人一個吃飽全家不餓還好些，拿著一個城市最低保障收入，總算還能活下去。如果他們還有家人要養活，他們的人均收入，就會遠遠低於政府公佈的標準。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工人想要養老婆，養孩子，攢上一點生病時應急的救命錢，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拼命加班。
“每天工作十一個小時，累得站在那裡都可能睡著，我們就這樣努力活著。可是隨著經濟危機來臨，工廠接的定單變少，我們加班的機會也跟著少了，最慘的是，明明經濟危機來，在我們身邊的物價卻漲了。考慮到物價因素，政府宣佈我們這個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從七百六十塊，調到了八百三十塊。聽到這個訊息，廠子裡的人都很高興，這說明我們終於要加工資了。事實上，如果工資再不漲，我們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看著劉二喜緩緩捏緊了手中的塑膠瓶，不用問師少鷹也可以猜到，漲工資，就是一個美麗的肥皂泡，也許，所有的衝突，也來自這次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調整。
每個工人的基本工資調高了七十塊錢，看起來真的不多，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