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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雖然畫得不怎麼樣）、攝影（真的拍得很好，有時候還能賣出個價錢）、刺繡、編織、織布、染布，她還能在吉他上彈出八到十個簡單和絃。她會寫作，當然；大多數文學專業的人都會，因為這是他們選擇文學專業的原因。她是否顯示出過人的文學創造力呢？沒有。大學期間她曾嘗試寫詩，但很快就放棄了這門藝術，認為自己不適合。你來替我們倆寫，邁達，一次她這麼對我說。寫作全部交給你；我只要在其它方面樣樣都稍許涉獵一下就行了。考慮到她的詩作相對她的絲綢、照片和刺繡的水準，我認為那也許是個明智的決定。
可我的舊IMB打字機到這兒來了，為什麼？
“寫信。”我心說，“她在地窖或別的什麼地方找到了這臺打字機，拿來寫信用。”
不過這不是喬的作風。她把大部分的信件都拿給我看，常常強迫我在信尾親自添上一些附言，還總是用那句老話來激發我的負罪感：鞋匠的孩子沒鞋穿（她總不忘加上一句：“幸虧有亞歷山大·格雷漢·貝爾，否則作家的朋友得不到作家的訊息”）。結婚以來我從沒見妻子用打字機寫過一封信——除非有其它理由，否則她一定會認為那是小題大做。當然，她會打字，慢吞吞地打出些沒有拼寫錯誤而且很有條理的業務信件，但她通常會用我的臺式電腦或她自己的蘋果筆記本。
“你在想些什麼呢，寶貝？”我問道，然後開始檢查書桌抽屜。
布蘭達·梅賽夫連這裡都沒有放過，但最終還是被喬的處事風格打敗了。表面的整齊（比如按顏色排列的線軸）很快讓位於喬一貫的混亂。在這些抽屜裡我發現了無數令我傷心的喬的記憶碎片，卻沒有找到一份用我的舊打字機打出的檔案，不論是不是用書信字型球打的，一張紙片都沒有。
完成了這次搜尋，我靠進椅子（她的椅子）裡，看著桌上小像框裡的照片，我不記得曾經見過這張照片，很可能是喬自己印（原來的照片可能來自某個當地人家的閣樓），自己手工上色的。完成後的作品看上去像一張經過泰德·特納潤色的通緝令照片。
我拿起照片，用拇指肚撫過像框的玻璃面板，給逗樂了。莎拉·泰德威爾，世紀初的藍調歌手，最後的表演地就在T鎮。她和她的樂隊成員——其中一些是她的朋友，大部分是她的親戚——離開T鎮後，在卡斯特爾—洛克停留了一小陣子……隨後便不知去向了，彷彿是地平線上的一片雲彩，或是夏天早晨的一片迷霧。
照片裡她露著淺淺的笑，幾乎看不出來，眼睛半開半閉，掛吉他的繩子——不是寬頻子，而是繩子——挎在一個肩膀上。背景上我能看到一個黑人男子像殺手那樣斜帶著一頂禮帽（音樂家的一個長處在於：他們知道如何戴帽子），站在一個看上去像是水盆貝司的樂器旁邊。
喬把莎拉的面板染成淺褐色，也許是依據她見過的其它照片（市面上流傳著不少這樣的照片，大多表現莎拉仰著頭，頭髮幾乎垂到腰部，正在發出她眾所周知的肆無忌憚的大笑），雖然其中幾乎沒有彩色照片，世紀初還沒有彩色照片。莎拉·泰德威爾的形象並非僅僅留在老照片裡；我想起迪奇·布魯克斯，“全能修車行”的老闆，曾經告訴我他父親宣稱自己在卡斯特爾縣的集市上贏到過一隻泰迪熊，並把它送給莎拉·泰德威爾。作為回報，據迪奇說，她給了他一個吻……雖然我懷疑他是不是當著妻子的面說的。
照片裡的莎拉只是在微笑。莎拉·泰德威爾，人稱莎拉·拉弗斯，從來沒有錄過唱片，但她的歌曲照樣流傳下來。其中一首《陪我走，寶貝》和“空中鐵匠”的《朝這兒走》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今天，這位女士會被人們稱作“非洲裔美國人”。在一九八四年，也就是喬安娜和我買下這幢房子並且由此對她發生興趣的時候，她會被人們稱作“黑人”。在她自己的時代，人們會稱她是一個“女黑鬼”，或許是“混血女黑鬼”，當然，還有直截了當的“黑鬼”，那時很多人都那麼稱呼黑人。我能相信她會當著半個卡斯特爾縣的面吻迪奇·布魯克斯的父親——一個白人嗎？不，我不相信。不過，誰說得準呢？沒人說得準。這就是歷史的迷人之處。
“它什麼也不是，只是一支穀倉舞甜心，”我唱道，把照片放回到桌上，“它什麼也不是，只是一支圓圈舞。”
我拿起打字機罩子，但還是決定不蓋上。我站在那兒，眼睛回到莎拉的照片上，她半閉著眼睛站著，肩膀上露出那根當作吉他揹帶的繩子。她臉上和笑容裡有種東西一直給我種東西一直給我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突然，我想起來了。她長得和羅伯特·約翰遜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