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第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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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也是源於仁學。孔子認為，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修身立德之功仁者既已有之，就應該成人之美。由近及遠，推己及人，使天下人都受到同化，唯有如此才能至善歸仁。――這就是“博施濟眾，天下歸仁”的內涵所在。教化濟民不僅僅是孔門的治國之術，也是他們的使命。因為孔子認定，接受過“君子政治”教育的做官者（君子儒），其德行與才智是遠遠要高於民眾（小人儒）的。

二、孔子：仁學招牌的雜貨鋪（4）

孔子的教化之道，首先是以身作則。他認為，從政做官就是力行仁學原則，“仁”是官員修身的起點。“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修身以正人，“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子認為，以身作則是收效最快而且成功的治國之術。如果可以以身作則的話，那就可以“不令而行”，甚至“無為而治”了。

實際上，從《論語》中的對話也可以看出，孔子平時傳授給弟子的，多半就是這些教化民眾的治理之術。他心目中的教化之術注重培養個人的品格，並不注重智識與技能，即使是那些射御之術也只是薰陶人格，並非強身健體的鍛鍊，更沒有謀求生計的考慮。所以孔子的仁本政治對於後世那些終身未能獲得仕途的讀書人來說，簡直就是一種災難，尤其是落魄之後容易掉入到遊民群體之中，成為顛覆社會的力量。――這大概是孔老先生從來沒有想到過的。

現代政治認為，政治不外乎治人和治事。孔子秉持的觀點則是“政者正也”，認為政治就是教化人民，既不是治人也不是治事，政治等同於教育，君主與老師一樣。這大概是因為孔子教書先生的身份使然。國家官學本來就有庠、序、學、校等，大概孔子要將政治機構看做是培養全體國民人格的偉大組織吧？

孔子的治國之術還有政刑之道。他的所謂“政刑”無非是典章法令以及文武方策。孔子大概相信，教化之功可以收到無為之效。但是，他也相信，人類天賦參差不齊，天資聰慧的與稟性愚鈍的總是存在。天下百姓之中，不能教化和教而不化的榆木疙瘩也的確不少，所以國家不可能廢除法令、懲戒作奸犯科之人。但孔子仍然覺得政刑之功實在有限，只能充當彌補連教化也無能為力挽救的頑冥之徒，充當輔助教化的工具而已。可見孔子的治國之術天然地傾向於擴大教化、縮小政刑。

思想毛坯，管理闕如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拱）之。――《論語·為政》

孔子在世的時候，因為教書、編著獲得了一些名氣，行走於列國之間叫賣他的那一套標榜仁義為本的政治思想，想要撈一個一官半職實現他的治國理想。但現實卻很無情，並沒有得到哪一位君主的青睞，所以始終還是沒有訴諸制度的設計，也就沒有像樣的管理制度問世。也就是說，孔子只是提供了一大堆思想的毛坯，雜亂不堪，而且最終還沒有成型，所以後世的儒生將其解釋得歧異互見。這也並不奇怪。

實際上，孔子這一套以“仁學”為主旨的治國之術恐怕很難付諸制度的設計，因為太主觀了，沒有標準，而且難免自以為是，又是一家之言。貌似輕鬆的坐而論道，若要行之於實實在在的管理就有點勉為其難。蕭公權先生認為，孔子的政治思想不過是“仁治”與“從周”，兩者相互為用，不可偏廢。為政以德，以德治國。孔子希望治國者都是民眾的道德模範，能夠以身作則，做全民的表率。這在當時就行不通，諸侯之間沒人理睬；後來也只是讀書人做官以後標榜的口水，很快就流於虛偽。所以，孔夫子難免和柏拉圖一樣被人譏為堂吉珂德。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只能化為理想的泡沫。

民國時代，重讀經典的梁啟超在其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做了如是斷論：“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於仁。”不過，仁這東西，作為私人道德並不好衡量；作為社會倫理與治國原則又太籠統，既然不能行之於法，光憑道德鼓吹當然無濟於事。先秦之後，法家搶了儒家之先，穩坐了一段時間的寶座，原因大概就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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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莊：清靜無為之治（1）

老子和莊子的身世已經很難考證，尤其是老子。據說老子活動於公元前6世紀前後的春秋時代，熟習舊禮，做過周代守藏室的官員，被孔子請教過有關“禮”的典故，周亡以後避官隱去，過函谷關時應關令尹喜之請，著書上下篇五千餘言，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