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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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入相執政約有8年，變法涉及農田水利、治安國防、貿易賦稅等方面。這是君主專制時代的第一次變法維新――800年後才有了戊戌變法。不同於一般儒者的是，王安石被反對變法的儒者貶斥為申不害、商鞅之類的法家，不過，他認為“刑名法制，非治之本。是為吏事，非主道也。”所以，抑霸政，斥煩擾；而北宋積弱已久，不從根本上革弊除害就不能夠見出成效。譬如他的農業政策，就以增加生產、減輕負擔、抑制豪強為目的，既是養民之術也是富強之本。不過，這次變法也激起了“慶曆黨爭”和“元祐黨爭”，一般儒生已沒有辨別是非輕重的能力，卻勇於內鬥。王安石選拔人才又有失誤，以至於功敗垂成。

司馬光是“元祐黨人”的代表，上臺以後，將王安石的新法全部除去。他尊君之極，守舊如常，治國之術也沒有超出傳統儒學的範圍，毫無創見，與王安石形同水火而難容，但也實在拿不出什麼能夠付諸實踐的措施。三蘇之中的兩蘇兄弟蘇軾與蘇轍雖然文章蓋世，但反對新法，不過，手中的論據不過是道德和仁義而已，也乏善可陳。

北宋的功利派主要以江西為中心，而南宋時浙江接過了本派流脈，尤其以金華、永康與永嘉三派最為得力。譬如陳亮就說，“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知，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既反對宋代中央集權，又反對苟安談和。――事功就是做實事，而節義則是義利並舉。功利派並不恥言經濟，所以這一派極富於實幹精神。

兩宋理學派的哲學思想駁雜紛陳。程顥、程頤兄弟分別開創了朱熹集大成的理學，以及陸九淵的心學兩派。理學派以儒家學說的正統自居。其所謂的道統，就是自己清單裡的一系列聖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伊川（程頤）、朱子（朱熹）。理學家認為，人類只有兩種，“不是聖賢，便是禽獸”。其道德法則稱之為“禮教”。所謂的天理是善，而人慾是惡，所以必須儘量從善去惡。在政治思想上，理學派幾乎相近，仁道是其政治的根本，正心誠意則是治理之術，也有“民為大，社稷次之，君為輕。民為邦本，得乎丘民為天子”的想法；而將天地作為個人修身和政治生活的準則就相當空洞；雖然理學派既有佛學的因素又有道教的影響，但在政治思想上只是因襲陳說，更別談什麼新奇之見。

宋元兩代以後，儒學中的理學派終於化為理學，而理學又專門推崇朱學，一直延續到明清兩代；功利派雖然沒有佔取主流，但也沒有銷聲匿跡，倒是時不時地隱現於世，在關鍵時刻聲如裂帛，總有激越之士跳將出來捍衛其見解與主張。當然，這一切都還是在君主專制的時代，譬如李贄。　。。

八、漢宋以來儒學的數次復興（5）

以儒攻儒，不拘其古

明代前期的儒學實際上一直拘囿於傳統儒學之內，沒有多少作為，翻來覆去的大概只有孟子的民本之說，這實在是一種悲哀。――明代的君主專制心狠手辣，動輒殺戮株連，文化人最難倖免。儒學的冷飯已經翻炒了多少遍，仍然鬼打牆似的難以跳脫出來。除了秉承先秦時代孟子的貴民論，重提民本之說，別無他法，譬如劉基；蒙古人主宰的王朝也讓他們反思良久，但也只能從漢民族的角度提出攘夷的矛盾言論，譬如方孝孺；也有承前啟後，上接先秦古學下開近代風氣的一派，譬如黃宗羲、王夫之；另有維護君主專制的一派，譬如張居正、呂坤。

劉基做過元朝的官員，對當時的苛政頗為憤激，與上司議事不合便棄官歸隱。深知黎民疾苦，甚至借民之口罵官，“恨不殺官頭，剔骨取肉嘗”。擅長以寓言寄託政治思想。後來輔佐過朱元璋，有功於朝，但在明朝開國年代，也不敢對著官府唱反調，只是撿拾起孟子的民本說，再作發揮。他倒是全盤遵循了孟子的遺教，認為政治的唯一目的就是立君以養民，養民是政事之本；開國之君能養民以興，而繼體之君廢怠以亡。如果苛政虐民，終究難免革命風暴。即使民眾愚頑，也不可欺之太甚。

方孝孺可以算是明初屈指可數的思想巨擘，儘管他相當迂腐，斷送了不少人命。不過他的治國思想也確有可圈可點之處。譬如他認為，政治的功用就是為了補救人類天生的不平等，使人能平等相待，所以君師是用來彌補自然之弊的，“天之立君，所以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而民眾是“仰之平其曲直，除所疾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所以能夠以尊卑貴賤制度接受管理，如果君主獨斷專行，怠慢民眾，哪還有誰肯俯首聽命呢？――方孝孺的這一理論的確新奇，也是傳承了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