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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人看來，萬物都是同源的，無論植物、動物或是人類，都是“天地”的產物。區別只在於人是順生的，禽獸是橫生的，花木則是倒生的而已，所謂“動物本諸天，所以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所以根順地而升降以津，故動物取氣於天而承載於地，植物取津於地而生養以天”。“草木之生長亦猶人焉，何則？人亦天地之物耳！”（宋·趙時庚《金漳蘭譜》卷中）作為花卉在其本性上是與人同格的，它們都是天地孕育出來的，都與天地同呼吸，共命運。這一深深扎入到華夏民族精神骨髓中的理念，時時誘導古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花卉引為同類。
他們認為，同人一樣，花兒也有七情六慾，也有人類的生理需求：
夫花有喜、怒、寤、寐、曉、夕。……淡雲薄日，夕陽佳月，花之曉也；狂號連雨，烈焰濃寒，花之夕也；唇檀烘日，媚體藏風，花之喜也；暈酣神斂，煙色迷離，花之繁也；欹枝困檻 ，如不勝風，花之夢也；嫣然流盼，光華溢目，花之醒也。（明·袁宏道《瓶史·洗沐》）
既然如此，它們自然有情，自然能夠懂得人們的心意了。
“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中，羅隱尚還把持住常識，坦陳人花有別，人能解語，花不能解語，人而有情，花則無情。與他不同的是，更多的騷人墨客寧願相信花雖不能言，卻是有情的，是能善解人意的。
一樣詠牡丹，唐代樂妓薛濤在《牡丹》（一作薛能作，文字略異）詩中就將牡丹當作別後重逢的情人，傾訴著情意綿綿的相思之情 ：
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溼紅箋怨別離。
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重有武陵期？
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
只欲欄邊安枕蓆，夜深閒共說相思。
花雖“不語”，卻能與人互通心意。“傳情”、“彼此知”，把花人同感、相思恨苦的詩情意蘊勾勒了出來。
在中國古人眼中，花又豈止能夠與人互通心意呢。唐代南卓《羯鼓錄》講述了一則“羯鼓催花”的故事，說唐玄宗好羯鼓，曾遊別殿，見柳杏含苞欲吐，嘆息道：“對此景物，不可不與判斷。”因命高力士取來羯鼓，臨軒敲擊並自制《春光好》一曲，當軒演奏，回頭一看，殿中的柳杏這時繁花競放，似有報答之意。玄宗見後，笑著對宮人說：“就這一樁奇事，難道還不應喚我作老天爺嗎？”《揚州府志》也談到，開元中，揚州太平園裡栽有杏樹數十株，每逢盛開時，太守大張筵席，召妓數十人，站在每一株杏樹旁，立一館，名曰“爭春”。宴罷，有人聽得杏花有嘆息之聲。北宋何遠《春渚紀聞》更是一本正經地記載了兩件果木奇事：“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腳子者，四大樹皆合抱。其三在草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托地陰翳，無可臨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曠，可以就賞，而未嘗著一實。裕陵嘗指而加嘆，以為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視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實數斛。裕陵大悅，命宴太清以賞之，仍分頒侍從。又，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憩形便之次，至關嶺，有秦時柏一株，雖質幹不枯，而枝葉略無存者。既標圖間，裕陵披圖顧問左右，偶以御筆點其枝，而嘆其閱歲之久也。後，郡奏秦朝柏忽復，一枝再榮。”宋廷鴨腳子樹和秦朝古柏的結果和抽青，與神宗皇帝說了那麼幾句感嘆話，點了那麼幾劃筆，其間的關係，作者用的是嚴格的史乘筆法，一點也沒有新增主觀上的臆測文字，然而因果道理卻不言自明，顯然在作者本人看來，並且他也希望讀者相信，這類現象絕不應理解為是巧合，而是應當確信，花木和人一樣，是有心智和良能，是有感悟和情義的。
在這裡，花木具有了人所賦予的價值觀。有些時候，花木甚至被認為是人的化身。 前文曾說過，傳說中古蜀望帝死後，化為杜鵑鳥，因思念家鄉，淚盡而泣血，化為杜鵑花。不僅人能變花，花亦能變人。如前文所說的水仙花，有夜夢水仙入懷，而生下聰慧善詩的女兒的傳說。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了在本文一開頭就提到的鮮花美女的奇妙轉換。不過，這裡的轉換已不是前面所說的比附，而是人花生命的轉換，基於生命相通的信仰觀念，而其邏輯的發展必然是，人與花之間的關係如此親近，以至於花也具有了它與之同化的那個對應物即人的種種特徵以及相關屬性。從為花木的命名中我們便可以感受到這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