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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的激賞，如杜甫說：“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何遜後被人們奉為梅花花神。唐開元中，明皇妃子（據周密《癸辛雜識》考證：“粒者，鬣也。”五粒松即五鬣松，今稱五針松）最愛梅花，宮中居處的亭檻邊，植有數株梅，明皇親自題匾曰：“梅亭”。梅開時，她整日在花下吟詠，直到夜半還顧戀不肯離去，明皇見狀戲呼她為“梅妃”。（見插圖6）杭州孤山梅林在唐朝已久負盛名，羅隱《梅花》詩：“吳王醉處十餘里，照野拂衣今正繁”，便是寫照。入宋，梅花更是見重於世，愛梅成癮的北宋高士林逋隱居孤山後，日日與梅林相伴，可謂樂得其所。他因此能深切體味出梅花的韻致，寫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名句來。
宋代文豪蘇東坡，愛花也愛得大不尋常。他白日賞紅海棠不夠，夜裡還徘徊不去，舉燭觀花，說是：“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後來許多人觀賞海棠時，都會想起東坡這段痴情，也顧不得去避什麼效顰之譏了。如梅堯臣《海棠》詩曰：“朝看不足夜秉燭，何暇更尋桃與杏”，陸游詩曰：“貪看不辭夜秉燭，倚狂直欲擅春風”，吳芾詩曰：“何日故園修舊約，剩燒銀燭照紅妝”等等。
明清以來，愛花之人愈加眾多：明萬曆進士王象晉，喜植花草樹木，暇時將自己的栽培經驗手記下來，歷經十多個寒暑，寫成《群芳譜》一書，廣為流傳。明文學家、書畫家陳繼儒自稱“負花癖”，每當種花時節，頂風冒雨，辛勤耕耘，連櫛發沐浴都忘記了。明清之際的金乳生種植草木百餘本，除蟲施肥，“事必親歷，雖冰龜其手，日焦其額，不顧也”。（《陶庵夢憶》卷一《金乳生草花》）清初文學家歸莊有牡丹癖，曾“自崑山而太倉、而嘉定、而南翔，看牡丹三十五家”，又“久聞洞庭山牡丹多名種，遂不遠百六十里，涉太湖之波濤，二日而到山”，“結伴尋花，或輿或杖，僻遠之地無不至；有初至不得者，輒再三往，必得觀而後已；……晝則坐臥花前，夜則沉形花下，如是數日”，“掛帆渡湖，至虎丘觀花市而歸，復遍歷崑山城內外有花之所”，“浹辰之間，看花五十餘家”。（《看牡丹詩自序》）杭州人陳淏子，喜讀書，愛種花，著《花經》一書。嘗雲：“餘素性嗜花，家園數畝，除書屋講堂、月榭茶寮之外，遍地皆花竹藥苗”，（《花鏡》卷二）“世多笑餘花癖”，自號“西湖花隱翁”。（《花經·序》）戲曲理論家、作家李漁愛花如命，說他四季具有特別鍾愛之花，謂之“四命”：“春以水仙、蘭花為命，夏以蓮為命，秋以海棠為命，冬以臘梅為命。無此四花，是無命也；一季缺予一花，是奪予一季之也。”（《閒情偶寄·種植部·水仙》卷一四）乾隆時人餘鵬年，經常召集弟子中懂花草的人以及老園丁，一起到曹州各處花圃中去勘察、研究、仔細寫下筆記，回家後，再核對前人的說法，終於寫成《曹州牡丹譜》。撰有《牡丹譜》的嘉慶時人計楠亦自述“癖好牡丹二十餘年”，他的圃中有來自亳州、曹州、洞庭、法華等地的牡丹，“求之頗廣”，為了擴大品種，他同各地許多植藝大家保持著聯絡，一到“花時每以新種投贈，秋時分接”。同為嘉慶時的上海人楊鍾寶，景仰濂溪先生（周敦頤）之說，愛荷至深，成《瓨荷譜》一卷，被人稱為“詩狂花癖，與俗殊酸鹹”。（《瓨荷譜》陸秀農序）仁和人景亭北“性喜菊，花時連畦被畷，爛如霞錦，自稱菊公”。杭州人陳杞，其先人愛菊，至杞嗜尤深，“凡貯土、留種、分秋、登盆、理緝、擴養之法，無不精究。聞有貴種，必百計以求……至老不倦，以菊叟自號。”（《清稗類鈔》）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上海新學會社出版了一部《春暉堂花卉圖說》，作者許衍灼在自序中亦自稱愛花成癖，園中自種很多花草，因有感於古來許多培花書籍多有失之偏頗，故特採擷名家養花技藝，彙編成書。
一、為愛名花抵死狂……宋·陸游（3）
對於異乎尋常的執著，人多以“迷”、“痴”來加以形容。愛花到了異乎尋常的地步，便可稱之為“花迷”、“花痴”了。上面所列諸君，皆可以用“迷”、“痴”冠之。古又有“癖”字，原義是腹有積聚而成塊的病；後又引申為指形成習慣的嗜好。人稱酷愛山水為煙霞癖，五代前蜀詩人貫休詩句有“難醫林藪煙霞癖”，煙霞癖便是自謂。同樣，愛花成癮者，人便稱他有花癖。以上諸君，都屬於有花癖之人。然而此癖不但不會致命，還頗為可愛，甚至可敬。原因何在呢？
在中國古人看來，宇宙是一個洋溢著欣欣生意的機體，天地萬物同人一樣，是有生命有情感的。“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