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管理挑戰·管理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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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耳。但是，在政治生活中還沒有什麼能取代國家政府和國家主權。事實上，自1914年以來，分裂的趨勢就愈演愈烈。1914年以前統治世界上最大疆域的帝國現在已經土崩瓦解，它們是奧匈帝國和土耳其帝國、大英帝國、法國、荷蘭、葡萄牙、比利時、橫跨歐亞大陸的沙皇俄國和蘇聯。同時，由於財富和資訊呈“跨國”分佈之勢（實際上指它們不存在任何國籍問題），因此面積不大的政治體擁有持續發展的經濟實力。從1950年起，許多超小型國家相繼成立，它們有自己的政府、軍隊、外交部門、稅務和財政政策。然而，我們迄今為止沒有看到出現任何全球性組織的跡象，甚至在經濟領域也沒有出現控制全世界完全無序流通的貨幣的全球性中央銀行，更不用說控制世界稅收和金融政策的全球化組織了。

�1英里=1�609公里。即使在跨國經濟體中，國家政治仍舊制約著經濟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例如，儘管歐洲經濟共同體已經成立，但是事實證明，如果要關閉一家在比利時多餘的工廠，然後將工廠搬到法國，即邊境線的另一邊，雖然只有30英里�的間隔，雖然仍舊屬於同一個國家，但是在政治上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實上，我們面對的是三個重疊的領域。首先是供貨幣和資訊流動的、真正全球化的經濟體系。然後是區域性經濟體系，商品的流動暢通無阻，而對服務和人員的流動的阻礙雖然沒有完全消失，但也是呈削弱之勢。最後是國家和地方現實，它們首先屬於政治範疇，其次才屬於經濟範疇。這三個領域發展得都很快。企業和其他組織（如大學）別無選擇，它們必須同時在所有領域生存和發展。所以在制定戰略時必須考慮這個現實。但是，任何地方的管理人員都不瞭解這個現實的真正含義。他們仍舊在摸索。在製造、金融和保險等領域，大多數大型跨國公司都打破國家界限，成立了遍及全世界的“業務部門”。例如，對於分佈在各地的租賃業務，如西班牙或中國香港，金融服務公司將它們視為一個企業來經營，而租賃業務又與該公司在西班牙或中國香港的其他業務（如外匯業務）毫不相干。但是，許多公司紛紛認識到，對於當地政府或當地的工會或當地的其他政治機構來說，“業務部門”只是毫無意義的想象。對於這些政府部門來說，只有西班牙或中國香港才是有意義的現實，因此該公司在西班牙或中國香港的業務是他們理解和接受的部門，以及願意打交道的部門。在我所知道的公司裡，沒有哪一個公司能夠事先斷定哪些決策和行動實際上屬於“業務部門”，哪些屬於“涉及所在國”，更不用說預先確定如何促使決策或行動符合兩種現實（即跨國業務部門這個經濟現實和西班牙或中國香港“主權”這個政治現實）的現狀了。但是，我們已經明顯地得到一些啟示。首先，我們清楚地瞭解到什麼不能做，即不能因當地政府的各種優惠的條件，而做出不符合經濟根本原則的決策。由於政治體在經濟上的權力越來越弱，因此它們總是試圖丟擲各種各樣的優惠條件，以獲取經濟上的優勢，例如免稅、特殊關稅保護、壟斷保證、各種補貼，諸如此類。位於美國東南部的幾個州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們透過向歐洲和日本的汽車製造企業提供大量補貼，吸引這些企業到他們那裡設廠。當然，這種例子數不勝數。

第2章戰略——新的必然趨勢（11）

同時，其中的許多例子是反面教材。歐洲和日本的汽車製造企業在經濟利益上有足夠好的理由到美國設廠（至少他們是這麼認為的）。在許多其他情況中，例如小國提供的優惠條件，優惠條件只是企業進入某個國家或幫助本地企業擺脫困境的唯一原因。然而，我們完全可以預言，如果企業只是根據這種優惠條件做出決策，而沒有考慮到經濟現實的實際情況，企業到頭來只會一敗塗地。例如，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某個拉丁美洲小國向某個美國公司提出保證，保證該公司能夠壟斷該國的市場，因此這個公司進入了這個拉丁美洲國家開辦工廠，但所有工廠最後都以失敗告終。俗話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因此，在經濟現實和政治現實日趨分化的情況下，企業要牢記的第一條準則是，不要做任何與經濟現實背道而馳的事情。我們首先要問：“如果我們不接受優惠條件，我們的企業戰略是否還要求我們這麼做呢？”若答案是否定的，就不要做，不管條件多麼誘人。否則，失敗在所難免，而且代價很昂貴。但是，即使答案是肯定的，對這些優惠條件說“不”也肯定是非常明智的。我們最終還是要為這種優惠條件付出代價的，而且是沉重的代價，這是我們根據所有的經驗教訓總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