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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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母親不同意。我不記得我們從電視或是報紙上到底看到了多少細節,但是母親知道那裡的局勢很不穩定。我們忘記了當時訊息傳播得有多慢,也忘記了美國對國外新聞的報道只是浮光掠影。當時的資訊傳播速度和今天無法同日而語。我一直同母親理論,爭取這次機會。記得有一天,父親坐在客廳讀報紙,他聽到了我和母親的對話,終於放下報紙說道,“蘇珊–O(他給母親起的綽號),讓他去吧。我想這對他會是個很好的經歷。”
於是,我一個人去布拉格待了一個月。到達的那一刻,我才意識到,之前我們誰也沒有想象到布拉格的局勢會如此嚴峻。飛機降落到跑道上時,我看到機場周圍有很多坦克、軍車和軍人。我對大型的鐵製東西一直很感興趣,所以我覺得當時的場景很酷。但是當我下了飛機,走向移民局檢查處時,那兒有一個大塊頭士兵在檢查護照,他拿著槍,表情冷酷。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孤零零的感覺。“他會放行嗎?如果他不放我過去怎麼辦?如果薇拉沒有來接我怎麼辦?”我不會說捷克語,當時也沒有手機,因此心裡一直惴惴不安。當薇拉和她的家人出現時,我那顆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了;但是當時的旅客、機場工作人員和軍人的臉上都是緊張凝重的表情。我後來才知道其中原因。
薇拉的家在一棟房子的第4層樓,離布拉格的老城區大概半小時。她的父親米洛什為政府工作,是一家進出口公司的總經理,月薪摺合120美元,在當時那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她的母親——也叫薇拉,姐姐海倫娜,以及她的堂兄加斯洛夫都一起住在公寓裡。他們讓加斯洛夫去客廳打地鋪,所以我最後睡到了米洛什書房的沙發上。當時,薇拉家擁有整棟大廈唯一的一臺黑白電視機,足以彰顯他們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那次的布拉格之行給我留下了很多“異國”印象,直到今天我都還記憶猶新。那裡沒有24小時熱水,我們只能一個星期洗一次澡,而且要用壺燒好水倒進澡盆。但是印象最深刻的回憶是關於食物的。那裡的食物是有限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從蘇聯入侵了布拉格之後,這裡的人民生活有多麼艱苦,我想薇拉可能都沒有預料到這點,因為她前幾年都和我們生活在美國。我記得有幾次我和薇拉一起去雜貨店,排隊排了兩三個小時才進到店裡,只買到了少量的馬鈴薯和麵包。我們有錢,但是可以買的東西就這麼多,還是限量購買。過去我都是隨時隨地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而在布拉格的一個月,我們每天只吃一兩餐,每一餐都是高澱粉的平淡無味的食物,天天如此。我記得我還問過他們:“為什麼我們不買些漢堡包或者肉類食品?”
薇拉回答道:“因為蘇聯士兵先吃,他們把所有的肉和大部分蔬菜都拿走了,我們只能吃剩下的東西。”
布拉格有種超現實的特質。街道上有坦克,建築的牆壁上有子彈孔,士兵也無處不在。記得有一次,我看到一群年輕人在一個廣場上抗議蘇聯佔領他們國家,幾輛黑色的車便朝他們駛去,有人從車裡出來用警棍襲擊了抗議者。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經歷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我感覺自己應該做些什麼,但自己又無能為力。又有一次,我們聽聞一個僧侶用自焚的方式來抗議這種侵略。我想親自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是從薇拉一家人的反應中我看得出來,我不該過問此事。
到了布拉格一個星期之後,我記得有一次我問薇拉,“為什麼街角的那些士兵都是捷克斯洛伐克計程車兵?不應該是蘇聯士兵嗎?畢竟他們才是侵略者。”她解釋說道,因為當街上人很多的時候,會有當地人走向蘇聯士兵,用刀捅他們。所以蘇聯迫使捷克斯洛伐克計程車兵在那些危險的地方站崗,做這份苦差事,而蘇聯士兵則在安全的地方監視。
另外一個超現實主義的時刻就是在1969年7月20日,我們從薇拉家的黑白電視機裡看到美國的宇航員第一次行走太空。當尼爾·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跨出第一步,一種強烈的自豪感湧上心頭,我很想歡呼。要知道,這條登陸月球的新聞之前在美國已經被流傳數月了,當時每個美國男孩都夢想著成為宇航員。然而擠在薇拉公寓裡的鄰居,卻都神情嚴肅,甚至透露出一絲敵意。我後來從薇拉那裡得知,俄語主持人在電視上說美國人在撒謊,登陸月球的新聞是預先排練好的,他們其實降落在美國的某個沙漠中。
我當時只是個小孩子,幾乎很少踏出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半步,但是我開始意識到,我過於理所應當地認為,生活都如美國那裡一樣和平穩定了。我從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