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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獲取一個畫面，你可能會讓自己身陷險境。有時你專注於構圖，完全忘了這一點。很多攝影記者都覺得，只要手持相機，就有種要報道真相的使命感。問題就在於，儘管你幻想你手持揭露真相的武器，但是這部相機並不會在危險面前挺身而出保護你。我曾經就為了拍攝一些有震撼力的照片，身陷危險之中——比如說，在阿富汗距地面14000英尺的黑鷹直升機上凍得瑟瑟發抖；受到北極熊的攻擊；在獅子山鑽石礦周邊，和手持鐵鋤的憤怒男子對峙。
對我而言，塞內加爾的那個戴著腳銬的小男孩就是眾多飢餓的面孔之一。這些戴著腳銬長大的寄人籬下的孩子們，需要殘酷的老師來養活，他們的未來何去何從呢？在過去10年，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我親眼目睹過各種悲劇，也瞭解饑荒所能引發的痛苦，有時這些畫面讓我深感絕望。每當我站在鏡頭後，我都告訴自己蒐集證據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影象遲早有一天會幫助人們朝著正確的方向前行。這就是我在情緒上的應對機制。但是不可否認，這一切還是讓我覺得沉重。
幾年前，我做了次背部手術。當時麻醉感還沒退去的我，從病房出來的時候神志不清，德文陪在我身邊。她之後告訴我，她那次彷彿聽到我“心碎的聲音”。我一直在嗚咽，“那些蘇丹人民，他們都在垂死掙扎。母親們無法幫助她們的孩子。沒有人懂這一切。人們都在先後死去……我也無能為力……沒有人在意……還有生活在查德的人民……他們也命不久矣。我拯救他們的速度還不夠快。不論我怎麼努力……”德文詫異藥物作用居然讓我說出了這些話——我們發現，這是藏在鏡頭之後、我內心最深處的想法。
我剛剛結束了一段為期一週的旅程，其間我拍攝了5000多張照片，許多都有獨特的意義。我發現，如果你向別人展示你拍攝的一張痛苦的小孩兒的照片、一張航拍的難民營的照片，或者一張被砍掉了樹木的山坡的照片，就能很有力地讓別人也感同身受。攝影已經從一個方面說明了我是如何最大化利用我的40次機遇的。
故事5 因為“阿爾打電話來了”
德韋恩·安德烈亞斯（DwayneAndreas）才華橫溢但個頭不高。所以，那天當我抬起頭看到他略顯笨拙地拖著一大摞有兩英尺高的書刊報告走進我的辦公室時，我就知道，肯定出什麼事了。那是1994年，我當時還在美國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公司（Archer…Daniels…Midland，ADM，中文簡稱阿丹米公司）工作。阿丹米公司擁有數十億美元的資產，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大豆加工企業。而德韋恩是這家公司的執行長。他一般不會自己親自送書刊信件，而那天他把一大摞書堆在我桌上，大聲說：“豪伊，阿爾打電話來了，我們要幫他擺脫麻煩，讓股份公司的那些傢伙接受生物多樣性這件事，要快！”
我已經在阿丹米公司工作兩年了，是董事會的成員。我肩上的擔子不少，既要開拓中美洲的市場，擔任阿丹米公司的官方發言人，還要負責關注公共政策。我的辦公室緊挨著德韋恩的侄子——阿丹米公司的高階副總裁馬蒂·安德烈亞斯（MartyAndreas）的辦公室。德韋恩告訴我他想要我通讀這些材料，然後寫一篇專欄文章，爭取在下週之前把它刊登在某個主流報刊上，隨後轉身就走。我知道馬蒂一定聽到了德韋恩剛剛和我說的話，於是我走到隔壁，問馬蒂：“誰是阿爾啊？”@米@花@書@庫@ ；http：//www。7mihua。com
馬蒂微微一笑，“美國的副總統——阿爾·戈爾。”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正好與第一屆地球高峰會議時隔20年。那次大會在里約熱內盧召開，主題是氣候變化、發展與生物多樣性。1992年，戈爾當時還是參議員，他在峰會上倡導生物多樣性並警告氣候變化的危險。兩年之後，他成了美國的副總統，但仍然受到來自大企業各部門的阻撓。那時，美國參議院剛剛否決透過《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特別是代表畜牧業遊說議員的團體最為反對美國政府加入此公約，而里約熱內盧會議期間及之後，已有168個國家簽署了這一公約。戈爾給德韋恩打了電話，他堅信阿丹米公司以及所有的農業企業都應該支援保護生態系統。德韋恩擁有一種從紛亂局勢中審時度勢找出問題關鍵的天賦，並且以在政界友人眾多而著稱。他知道如何維繫這些朋友。
現在我回過頭來想，那一堆摞在我桌上的檔案改變了我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