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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吃好是人慾一樣，能滿足實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慾了。在實用主義的中國人看來，這種“無用”僅僅是滿足人們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東西，是沒有任何價值的。雍正皇帝的觀點代表了大部分中國人的看法：“於器用服玩之物，爭奇鬥巧，必將多用工匠以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見輕於古人也。”（《清世宗實錄》卷七五）
而楊廣對外部世界的強烈興趣則更為不祥。如同中國的地理環境一樣，中國文化是一個封閉自足的體系。大至天宇，小至塵埃，一切都已經有了聖人給出的板上釘釘的解釋。從根本上說，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新鮮事物”。一切探險、好奇，唯一意味的就是“浪費”、“不安分”、“危險”。所以，中國文化提倡的是“父母在，不遠遊”，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百動不如一靜”。
史學家認為，楊廣的慾望是危險的火種，必將燒燬王朝的前途。
十六
史家對楊廣的非議並非全無道理。應該說，顯赫的功業並不能掩蓋楊廣政治中的致命缺點。就像史家一再提示人們的，他身上有著太多貴公子的氣息。
那個曾經刻意以儉樸示人的王子被時間證明是歷史上最講究排場的皇帝。事實上，楊廣最瞧不起父親的，就是他那守財奴般的節儉。豪奢是錦衣玉食中長大的人的天性。沒有幾十道山珍海味擺在面前，在楊廣看來就不叫吃飯。不修建覆壓數里、隔離天日的宮苑，在他簡直就沒法遊玩。沒有幾十萬旗幟鮮明的軍人跟從，那簡直就不能叫出巡。在政務之餘，楊廣又建立了由三萬六千人組成的巨大儀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為華盛”。（《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每一次出巡，他都要由這衣飾絢麗的三萬六千人前呼後擁，後面還要攜帶十餘萬甲冑鮮明的龐大軍隊。
也許是文人氣質的體現，他對形式非常迷戀。形式對他來講主要是能力、威嚴、與眾不同（與眾多帝王不同）的體現。在內心深處，他覺得只有這樣前無古人和近乎完美的巨大、煊赫、雄壯，才能配得上他這個古往今來最有才華、最富雄心、最高瞻遠矚的皇帝。端坐在形制奇特、高大華麗的輦車中，俯視道路兩旁數十百萬官員百姓在帝王的威嚴前匍匐戰慄，他心安理得。
毫無疑問，大業前期，他是整個大隋帝國，甚至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幸福、自我意志最舒張的人。他絕不委屈自己，不守陳規陋習，絕不浪費自己生命中的一分一秒。他活著，就是為了把自己的雄心最大化，把自己的快樂最大化。他是真正的“天之驕子”。然而，年輕皇帝很少想到，他“自我實現”、“燃燒生命”，把自己變成一個“大寫的人”的過程，是建立在老百姓們的血汗之上的。帝國的百姓越來越感到有些喘不過氣來。他們不關心國家大事，不瞭解新的政治高層的雄心與藍圖。他們只知道換了皇帝之後，勞役負擔一下子加重了。
楊廣：被大業壓垮（14）
在皇帝快節奏的工作帶動下，國內的幾項大工程都在大幹快上，“多快好省”。周長近六十里的新都竟然僅僅不到十個月就出現了輪廓，而大運河的一期工程通濟渠用時更短，這段千餘里長、四十步寬的河道，僅用了一百七十一天！（劉善齡《細說隋煬帝》）
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在楊廣的峻急嚴厲之下，大臣們會採取什麼樣的手段來完成任務。為了獲得皇帝的嘉獎，營建東都工程負責人把民工分為三班，晝夜不停。修治運河督工更急，男人在工地上幹活，女人也被徵發來負責炊制伙食。本來政府規定每人每年參加勞役最多一次，時間最長不超過一個月，然而大臣們早已經開始一年兩次，甚至三次地徵發民工。嚴格的工期要求，以打罵為主要手段的嚴厲監工，長時間、超負荷的勞動，惡劣的伙食，加上醫療、勞保設施的缺乏，已經導致大批民工生病甚至死亡。史書所載“僵仆而斃者十四五”，“死者十五六”（《隋書·食貨志》）當然是誇大其詞，但相當高的死亡率是不可避免的。
在錦衣玉食中成長起來的人觀察世界的角度是有盲點的。在醞釀規劃時，楊廣考慮了財政平衡、物資儲備、技術難題，卻獨獨沒有考慮那些提供勞役的底層民眾的承受能力。從出生開始，楊廣視力所及，都是奇珍異寶、雕門繡戶；所交遊的物件，都是王公貴族、名爵顯宦；所關心的事情，都是軍國大事、人事升遷。他的生活圈子從來沒有踏出過貴族圈一步。僅僅是在打獵途中，他遠遠望見過普通民眾居住的低矮草屋，卻從來沒有產生過進去看一看的興趣。在眾人呵護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