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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第二點，一掃歷代文人對昭君心態的想當然，自有創見。王本人懷才不遇的意態也自然浮出字面。全詩有形象的細部描畫，但詩眼所在卻是議論點染出來的。說到宋詩，通常少不了編派“議論”的不是。但“議論”本身並無是非，關鍵還要看具體的議論是否自然而然，是否新鮮洋溢。所謂境由心生，詩情也罷畫意也罷，都取決於心，心中的“思”和“想”。“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議論，又是詩之絕唱。“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全篇都是議論，也是古今絕響。“用典”也是一樣的道理。
第五章 半山情結 王安石（2）
宋朝前後三百餘年，是中國歷史上一段比較奇特的大時代。大宋以重文輕武著稱，武人會奪權覆國，所以莫須有之罪也可以殺頭。文人只是議論，紙上談兵，雖然犯上也要發配充軍，但殺頭的事是罕有的。宋三百年是文人階級的理想年代，至少是相對得意得很的時代。官方也提倡議論，文官考試極重視“策論”，議論得好，便可以做官。文人們便議論不休，順便也議論到詩裡頭。議論還要有本錢，本錢一是才氣，二是學識。才氣何時何代不有，學識，在宋代是尤其普遍的發達。教育體系的健全，出版業的興旺，都在造就博識。王安石又是極其博識的一個，連他的敵人都承認他“博極群書”。他也自負“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他和兒子及門人專意修訂整理過《詩》、《書》、《周禮》的經文和《老子注》等先秦典籍的註疏，並將這些新版“聖經賢傳”作為新學推行全國，所以，王安石有資格罵人“君輩坐不讀書耳”。所以，王安石在詩中挪用典故也不可避免。
用典，至少有兩種用法。搬過來生硬地用直統統地用，典故只是一詞一事的代用品，這是一種。挪過來，但是按照自己的意見嵌到詩中，構成是新的，意思也是新的，這又是一種。王安石稱前者為“編事”，後者為“用事”。說：“若能自出其意，借事以相發明，情態畢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他本人在創作中大致是做到了這個程度。
王著名的《書湖陰先生壁》是傳誦得極廣的一篇。“茅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王本人對後一聯尤為得意，曾指點給來訪的黃庭堅看。但這兩行名句都是化用前人的句子而來。五代沈彬有“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群山附郭來”，唐代許渾有“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王詩將水的“抱吳來”“巡城轉”改成“將綠繞”，不僅多了一層色彩的悅目，而且“繞”字更有水性，更切合水的天然意態。山的“附郭來”“朝闕去”都是臣服之態，不免猥瑣，改成“送青來”則凜然堂皇，正氣得多。“護田”“排闥”都取自古籍。“護田”見《漢書·西域傳》的註疏，“統領保護營田”之意；“排闥”見於《漢書·樊噲傳》：“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排闥”有“破門而入”的意思。我們不必知道典故的出處，卻一樣陶醉於山水活潑潑的動態和情態中。這便是推陳出新的好處。
“春風又綠江南岸”也是王精心錘鍊的例子。在“綠”圈定之前，王嘗試過“到”“過”“入”“滿”等十幾個字。“春風”“江南岸”之間只合一個“綠”來勾連。“綠”的活用並非自王安石起始，李白就有“東風又綠瀛洲草”的先例，但王肯向前人認輸，肯終於“綠”，還是大器，而且另有創意。李白的“綠”，受者是“草”，王的“綠”，受者是“江南岸”。這一個“綠”中已含了“春草”“垂柳”在裡頭。因此，王的“綠”要比李白有一個跳躍。色彩字彙裡含景物代景物，是王屢用的方法。如“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嫋嫋垂”，“鴨綠”代春水，“鵝黃”代嫩柳。“春草”這一形象，在歷代詩歌中總是惜別的代辭。《楚辭·招隱》“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算是開頭，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是“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王維《送別》是“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等等。所以“春風又綠江南岸”接下來，便是“明月何時照我還”。明月又是旅人思鄉的象徵。別情這一題目，就是這樣順著意識的流動合力完成的。
這首《泊京口瓜洲》是早年的即景詩。但王早年還是以懷古詩、即事詩（如《河北生民》、《嘆息行》、《收鹽》、《感事》）等政治性社會性題材的詩為多，晚年所寫，才多是即景詩。這自然與他跟社會政治拉開一些距離有關。不過，即景未必全然是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