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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病的權力等。
直到1871年，州政府取消了對耶魯大學的支援，州政府指派代表的制度才被取消，此時六位供職於耶魯大學的最後一批州議員從學校撤離。六位議員留下的空缺席位由耶魯校友會選舉產生的人員擔任，從此學校董事會才真正掌握了控制權。耶魯大學的經歷是當時全美國趨勢的一面鏡子。隨著南北戰爭結束，達爾文主義與自由放任思想盛行，人們不再認為州政府應當在資助私立教育發展中扮演主要角色。歷史學家弗雷德裡克？魯道夫（Frederick Rudolph）曾經說過：“資助大學教育曾經是政府的傳統職責，曾對高等教育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現在卻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甚或阻撓了教育的發展。”耶魯大學是幸運的，州政府的資助撤出後，取而代之的是校友與社會人士有組織的資助。
歷史上，政府官員以進入耶魯大學管理委員會為條件向學校提供資助的例子充分表明，學校如果過度依賴外部資金來源，將導致控制權的喪失。雖然耶魯大學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它處於州政府直接控制下長達80年之久，但是，許多其他有關外部影響的問題正在不斷挑戰著受託人的智慧。在管理教育機構的過程中，如何平衡加強機構控制力與滿足資金提供者的合理要求之間的關係，仍是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問題。
捐贈基金的目的（3）
聯邦政府支援學術研究的案例
在私立教育機構發展過程中，依賴政府資助的利與弊始終存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地位上升，許多學者將其歸功於這一時期聯邦政府加大對高等院校研究活動的支援力度。但是，政府支援也產生了負面影響，大學管理的靈活性普遍下降，這種情況在20世紀70年代逐步凸現出來。
透過對研究型大學的深入考察，休？格雷厄姆（Hugh Graham）與南希？戴蒙德（Nancy Diamond）認為，聯邦政府對研究活動的支援導致“政府過多地捲入教育機構中、過分強調專門的研究，政府對私人部門進行監管的趨勢開始出現”。［4］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聯邦政府的監管緩慢但穩步滲透到高等院校的各個方面：大學教職員工的僱用、提升與解聘以及研究工作、招生、有毒廢物的處理、人類和動物研究、殘疾*益、管理者的工資與薪水、養老金和福利政策、大型裝置的購置與管理、資料保管、體育運動的推廣、資金籌集和某些課程的設定等。總之，政府的影響無所不在。［5］
政府對高等院校的監管導致教育機構成本增加、官僚主義作風盛行。哈佛大學校長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指出，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了滿足政府相關監管規定，哈佛員工需花費6萬多個小時的勞動，成本增加將近830萬美元。這組資料被廣為引用。1980年的一項研究表明，為滿足聯邦政府監管規定所需要的成本佔教育機構總預算的7％～8％。 ［6］
此外，政府支援導致高等院校管理層自主性降低，對學校管理構成巨大威脅。在《1974—1975年校長報告》（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for 1974—1975）中，耶魯大學校長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這樣說道：“近幾年的歷史警告我們，大學裡只要有一項活動依賴政府資助，必然會使整個學校都受制於眾多的限制條件，這將削弱學校教職員工和受託人掌握學校命運的能力。”
教育機構如果擁有規模較大的捐贈基金，那麼，在接受外部資助時，捐贈者的附加條件雖然會對機構政策造成影響，但這種影響通常較小，不會對機構的自主性構成威脅。捐贈基金對教育機構的財力支援越雄厚，教育機構就越有能力謝絕附加繁雜苛刻條件的外來資金，也更有能力透過談判改變對自己不利的一些規定。相反，如果一個教育機構沒有相對獨立的收入來源，外來資金的提供者就有可能以此作為要挾，從根本上改變這個機構。
橋港大學的案例
20世紀90年代初，橋港（Bridgeport）大學陷入嚴重的財務困境中，在苦苦掙扎之後，為了生存，它不得不放棄獨立性。20世紀70年代，該校繁榮時期學生人數曾多達9 000人，而到1991年，學生人數已不足4 000人。招生日益困難導致學校財務狀況江河日下，學校被迫考慮採取極端措施。不過，儘管處境十分窘迫，1991年10月，橋港大學最終還是放棄了來自世界和平教授學會（Professors W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