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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無論參照同行的做法多麼情有可原，如果每一個市場參與者都過度地追求資產配置的一致性，行業的改變會非常困難。在極端情況下，每個基金經理都由於擔心與同行的差異，緊盯著別人的組合，而忽視構建組合的最合理和根本的原則，即構建適合自己的組合架構，而非盲目地複製其他機構的資產組合。
三、逆向投資的機會與風險
投資組合經理的態度決定了投資組合的最終命運。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成功的投資運作與其他商業運作存在明顯差異，那些被視為標杆的企業管理技巧在投資領域也許並沒有用武之地。很多商業領域的成功都是依靠複製成功，將資源向優勢領域集中。如果一個產品獲得成功，那麼進行更多的投入基本上可以獲得更大的成功和更多的收益。同樣，讓失敗的專案“壯士斷臂”，可以控制損失，最佳化資源配置。
投資恰恰相反，很多成功的投資源於逆向思維。對待成功者，一定要用懷疑的眼光。對已經成功的投資策略要麼縮量，要麼徹底摒棄。相反，對待失敗者，一定要懷有信心，越是不受追捧的策略，越要考慮大力支援。
逆向投資並不意味著讓投資者一味地逢低買入，但越是不被看好的投資，越要對基本面進行認真分析。此時認真做功課一來為建倉找到充足的理由，二來在受到市場質疑時可以增強信心，不為所動。逆向投資一定不能急功近利。事實上，短線來看，逆向投資會看上去很傻，因為已經低估的資產很有可能進一步走低，從而使真正的逆向投資者完全與市場不同步。
逆向投資需要相對較小的團體進行決策。因為如果決策者團體過大，一致性思維便會逐漸主導決策過程。行為學研究中有一個術語叫做群體思維（group think），講的就是絕大多數人都渴望達成“共識”，為此他們寧可接受明顯錯誤的決策。
逆向的長期投資在任何情況下都會面臨嚴峻、甚至是不可逾越的挑戰，特別是在面對基金管理人、投資委員會成員以及董事會時。所以建立鼓勵超常思維的決策框架是資產受託人的重要任務。
投資步驟（15）
但是，克服從眾心理本身並不能保證投資的成功。一味地追求獨特的投資政策，很有可能置組合於不必要的、沒有回報的風險之中。雖然鼓勵另闢蹊徑可以提高投資成功的可能性，但如果沒有一套完善的投資原則來約束，投資者也會面臨很大的風險。下面就是這樣兩則失敗的案例。
案例：紐約大學的債券之痛
在某些情況下，即便基金管理人完全從機構的利益角度出發，沒有任何私心雜念，也有可能由於過於追求非主流的投資策略，而導致經濟和名譽的嚴重損失。紐約大學捐贈基金過去二十年的表現為我們註解了錯誤的投資策略可以帶來多麼大的損失。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考慮到學校財務狀況的惡化及股票市場的風險，紐約大學捐贈基金確定的資產配置方案為66％投資於債券，30％投資於股票，4％投資於其他資產。 ［9］這種做法與其他大學捐贈基金明顯不同，紐約大學捐贈基金的債券比例是行業平均值的2倍，而股票比例則只有行業平均值的一半。
從1981年到1982年，股票市場處於低谷，紐約大學捐贈基金將股票的比例從33％的低位進一步降到7％，將債券的比例從62％的高位進一步調高到90％。關於資產配置的公開報告顯示，一直到1985年，紐約大學捐贈基金的債券比例一直在90％以上，而股票比例維持在個位數，甚至一度跌到只佔基金資產比例的3％。從1985年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紐約大學捐贈基金的年報不再提供投資組合配置的資訊，但是可以確定這種不同尋常的組合結構一直延續。根據1995年再度公開的投資組合情況：債券佔到86％，股票佔到9％，債券比例依然高居不下。從1997年開始，該基金才逐漸將資金由集中投向固定收益債券轉移到具有較高收益的其他資產上。
所以，只能遺憾地講，由債券主導的紐約大學捐贈基金在有史以來最大的牛市中幾乎完全成為旁觀者。從1978年至1998年的20年中，有16年股票的收益都超過了債券，而且每年平均高出6％。只有1987年的股災是個例外，當時固定收益戰略顯示出優越性，基金董事會主席拉里？蒂施（Larry Tisch）在年度投資委員會上甚至得到了所有人起立鼓掌的禮遇。可惜這種歡呼僅維持了很短的時間，市場便迅速發生逆轉。1987年末，標準普爾500指數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