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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曾經預測，煤炭這種在空氣中碳排放量更大的燃料在全球能源消耗中所佔的比重將在隨後30年中從26％上升到28％，而煤炭的每個能源單位中所排放的其他有害副產品比石油和其他碳氫化合物都要多。它還預測：“從2004~2030年，中國和印度合併（將）佔全球煤炭消耗計劃增量的72％。強勁的經濟增長……使兩個國家顯得很突出，而它們對能源需求的增長，特別是工業和電力部門的增長，預計主要靠煤炭來滿足。”當然，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的假設可能最終會被證明過度樂觀了，特別是在最近這種經濟災難的情況下，但是其他方面的限制可能仍然讓這些國家在面臨燃料選擇方面的問題時很難有更多的迴旋餘地。
事實上，當石油峰頂的副作用之一是帶來了商品的高價格，而很多人把降低對以石油為基礎的能源產品的需求看成是值得歡迎的情況時，在發展中國家的消耗模式中出現的結構性增長，則引發了更加令人不容樂觀的後果。按照歐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主任丹尼爾·格羅斯（Daniel Gros）的說法：“煤炭的供應彈性遠高於石油，因此，需求的上升鼓勵用骯髒的煤炭來代替清潔的石油——而在這個轉換過程中，轉入容易轉出難。”他在為《沃克斯》所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中認為：“在隨後的10年中，中國新增的發電裝機總量將超過歐洲目前的水平。如果都是燃煤型的，排放量問題在今後幾十年中都很難減下來。”
有毒廢氣的排放已經在發展中國家以及世界上很多國家引起了嚴重的問題。在2006年一篇題為“來自中國的燃煤汙染造成了全球陰影”的文章中，《紐約時報》的科斯·佈雷德希爾和戴維·巴波扎認為：“在煤炭燃燒過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硫對中國公民的健康造成了直接的威脅，同時引起的酸雨汙染了湖泊、江河，損害了森林和農作物。”
然而，對於很多專家來說，來自燃燒骯髒的煤炭以及其他化石燃料的那些汙染物的排放，以及由於沒有任何限制的那些發生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所導致的環境惡化，與對地球氣候所造成的損害比起來可能根本不值一提。在對這些發展是否值得的考量中，《金融時報》的沃爾夫引用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如下報告：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以每年個單位的比率持續上升。在過去的10年中，每年排放的增長率比過去40年的平均增長率快了30％；如果排放率按照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到2035年，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可能是工業化前水平的2倍；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認為，將可能導致氣溫升高3攝氏度，超過攝氏度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很多環境組織、傳統的左翼政治家和政治團體的警醒，並都採取了實際行動。另外，也引出了以反對不受歡迎的氣候變化為目標的國際協議，儘管結果至今並不樂觀。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京都議定書》，這個協定在1997年開始談判，隨後有超過175個國家加入，那些簽字國承諾減少它們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但很多人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發展中國家只被要求監測並報告它們的排放情況。
公正地說，也有一些研究人員質疑人類活動是否會引起全球變暖。然而，儘管他們聲稱證據不清楚、資料不完善、模型不可靠，還有像太陽的變化會影響地球等其他因素，按照BBC新聞理查德·布萊克的說法，2007年來自氣候變化委員會的一份劃時代的報告聲稱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人類活動確實影響著氣候變化。透過引用那些支援由世界氣象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計劃署設立的政府間組織做出評估的科學家的說法，英國新聞機構聲稱“自1900年以來氣溫上升了攝氏度，而超過一半的上升出現在1979年之後”。
2008年3月，一份由兩名區域性資深外交政策官員所起草的歐洲聯盟的研究報告說得更嚴重，這份報告認為：“氣候變化的危險已經從威脅轉變成了現實的衝突——達爾富爾的紛爭、來自流血衝突的孟加拉的移民，以及對中東地區局勢造成的不穩定。”法新社在一篇題為“氣候變化：全球競爭的新因素”的文章中報道：“從非洲到亞洲，從南極到北極，氣候變化已經變成了‘威脅放大器，它加劇了現有的趨勢、緊張和不穩定’。這些威脅包括可耕地的減少、大範圍的水荒、越來越少的食物和魚類存量、洪災的增加以及乾旱期的延長。”
能源問題（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