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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這類現象很多，現在看來，也許正是這些所謂“原罪”改變了整個中國經濟總的治理結構。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俄羅斯的改革思路是所謂的“休克療法”，就是將原來全民所有變為單位集體所有，甚至落到具體的人頭上。有點像我們農村土地下放，自主生產，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只是操作上適應大生產的需要而已。簡單的看：企業幾十年積累的國有資產公平的分給了全體員工，似乎公正。但誰對這些資產負責仍然沒有落到實處，所謂“誰都負責誰都不負責”，所有者缺位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從有關報道來看，蘇聯前期改革效果不好。
中國的城市經濟改革走的是另一條道路，先是將企業交給經營班子，簽訂經營承包責任書，後來發現不少企業越包越窮，廟窮和尚富的現象比比皆是。
我看過當年藝術家們對這種現象作的漫畫，一幅說：走一個廠長倒一片車間。還有一幅漫畫說：船壞了，釘子還可賣錢，最後一任廠長摳釘子賣的情況。
為什麼藝術家和我們這些迂腐小文人都看到了，上級領導和所謂的“改革之父”、“經濟之母”們就看不到呢？這倒好，讓某些關係戶好好的“權力尋租”了一把。不久一批新貴應運而生。
過了好些時候，大概小平同志南巡談話以後，上邊看到了，知道再這樣下去，祖宗那點東西就保不住了。比如，金陽縣1994年雖然遲了點但畢竟還是進行了商業企業改革。
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出臺後，在城市經濟生活中“改制”成了善抓機遇者津津樂道的話題。
各地紛紛送出靚女“投懷送抱”，搞的許多已經獲得第一桶金或者隨時可以透過融資獲得資金的各色人等，像野狼抓小羊般席捲全國，我把它稱之為“狼性擴張”。
記得四川有位搞茶的老闆，請我給他做策劃。我們倆一邊喝酒一邊聊工作。他向我談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制。
他說：“洪老師，你曉得我這個廠好多錢買的不？”
“好多錢嘛？”我問。
他興奮地說：“老子100萬元買的，叫朋友劃100萬給我，拿到會上亮一下，第二天老子就拿去還了。”
看他得意的樣子我即為他高興也為我們這個體制擔心。
乖乖，這不是原罪是什麼？鼓起眼睛，夥起權力機構整錢嘛。
對這事儘管我一提起就激動，最近，從報紙上知道這家企業搞得非常好，稅收多多的，就業安置多多的，茶農收入多多的。你再想說它“原罪”似乎已經說不出口，只能說：“運氣來登了”。
這個典型改制案例以及其他許多放手兼併國有企業的案例告訴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及本世紀初葉那股兼併重組浪潮中，迅速發達的老闆們相當部分是有“原罪”的“功臣”。
為什麼這樣說，討論起來比較複雜。
國有企業也好，鄉鎮企業也好，總之打夥乾的企業，包括現在有些合夥企業，幹起來都很費力。政治經濟理論家說是企業治理結構問題。也許是。但在我看來主要還是：“所有者缺位”，或者說沒有“守夜人”。偌大的攤子誰是老闆，誰說了算，誰對後果負責。此時，我突然想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內江遇到的怪事，領導說：“農村改革能不能深入關我屁事”。
是啊，不關我事！難怪柏楊先生說“三個中國人是條蟲”，實際上只要沒有責任意識，沒有責任制度，三個外國人同樣是一條蟲。人家之所以變成了龍，甚至在商業競爭中稱霸世界，不就是人家幾百年前就把“守夜人”的問題解決了嗎？
最可氣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連我們這些娃娃都看出來了，那些“之父”、“之母”們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似乎渾然不知。
1999年4月，在參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小國企改革研討會”時，有位一線專家給我聊到建立市場經濟的前提時談到三個概念：
一、歸誰所有；即產權問題。
二、誰來負責，即責任意識和責任制度問題
三、契約化，即法律意識淡薄問題
所以，我對發橫財者說：“你們有功”，原因就是這麼三條。是，隨便怎麼說第一桶金，甚至後來繼續尋租權力得來的錢都不光彩。但他的的確確解決了社會公共資源、資產長期無人對它真正負責的問題。
單純的集體負責最後總是落不到實處，因此與其讓他幾爺子“愰”脫，還不如“零價或低價承債式”交給能人治理。就像上面談到那些老闆，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