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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憑老幹為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
十丈龍孫繞鳳池。
老師的願望很明確，他希望“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但又提醒我們：新生力量的成長還須老一代積極扶持。
作為“新竹”聯絡召集人，我向老師同學們學了很多東西，甚至包括一些政治理論。我體會比較深的是：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特別是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排外心理的重炮。它是未開化的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因此，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的一百年來，西方列強總是以其實力作依託，以武力的，槍炮的，商品的，資本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即和平和戰爭的種種手段使中國屈從於他們，成為他們的附庸和奴隸。
人家韓國就學到西方經濟競爭那一套。韓國負責統計、預測、計劃、經濟協調的經濟企劃院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外資與鼓勵出口的政策，使其很多產品以高質低價優勢成功打入國際市場，贏得了全世界的尊重，甚至成為亞洲國家的偶像。
我感到時代發展到今天，科學意識一般人都有了，1980年代末，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甚至第一生產力的問題是解決了的，但對資本仍然諱莫如深。按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搞經濟工作的經驗：科學和資本從來都是不可分割的兩隻翅膀，我想，它既然能夠讓資本主義的經濟騰飛，為什麼就不能在我們國家展翅呢？
當時，我們那批文學愛好者都很年輕，有些想法也近乎幼稚，其中有位仁兄的想法很大膽也很令人深思。
他說：“中華文明五千年有多少好的東西我們的老師，包括老師的老師；我們的家長，包括家長的家長，一代傳給一代，已經深入骨髓。你宣傳它，它是存在的，不宣傳它它也是存在的。我們不會連祖宗都忘了，就算大腦忘了，留存在血液裡的中國情結也是抹不掉的呀！”
因此，他認為要擺脫國人對傳統文化的過分依賴，甚至迷信，從而影響到對世界文明成果的學習吸收，建議“做一件事情”，也就是我們今天常操作的公關活動——炸長城！
他還說：“不要一提到炸長城就好像挖祖墳一樣，傷了你的尊嚴。我們只搞儀式，不破壞文化景點，不傷及文物，旨在警醒國民不能意味蝸居長城，囿於長城，要突破長城，敞開心扉，去吸收更適合人性，更適合發展的思想，去尋求更適合生存的出路”。
話雖有一些道理，但畢竟不合國情，不能矯枉過正。
不能像“左們”那樣不喜歡傳統文化就“炸孔家店”；不喜歡寄希望於來生就“破四舊”；毛主席說“以糧為綱”，也許“全面發展”還沒有說完，我們十二隊的人就把桃子樹都砍了；還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領袖一出口，連我們小學娃娃都在尋找“路線”，為上街撿糞還是上坡割草爭論不休。因此，我們沒有支援他的想法。
後來，內江市公安局派人向我瞭解情況，問起我們文學社那些事，我談起來很輕鬆很詼諧。
我給內江市委書記傅運鴻寫信抱怨我這個“百裡挑一”的人才不如賣豆瓣的“小職員”，人家吃國家糧，我吃農村糧。難道你希望我也要像周克芹非得獲得“矛盾文學獎”才能農轉非嗎，你不覺得周克芹到成都開會自帶大米是“守夜人”的恥辱嗎？
還有新竹文學社的事，一群年輕人以天下為己任，思考一些關乎國家命運的事情，又不影響你們家雞生蛋、豬生仔，你們怎麼這麼上心？難道你讓我們也像當年那些“好孩子”一樣，叫你打人就打人，叫你批鬥就批鬥嗎？你是不是應該把“腦子”還給我們了！
談了半天沒什麼結果。最後還是我主動解釦，我說：“你們放心，我們好不容易才盼到鄧小平這樣有起碼良知，敢說真話，辦人事的幹部當家，我相信我們國家會越來越好，至少不餓肚子嘛，至少你沒有直接把我抓起來關‘雞圈’嘛；所以我會好自為之的”。
的確，好在小平同志出山了，好在已經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好在農村改革已經取得第一階段的勝利，城市改革也已拉開帷幕，好在今天真理標準已經由理論推演變為“實踐檢驗”，好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工作重心轉移，好在有經濟特區而海南搞的還是社會主義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