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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二元社會結構，是指我國建國後透過一系列分割城鄉、歧視農民的制度安排而人為構建的城鄉隔離的社會結構。在一個主權統一的國家內，人為地把全體公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形成農民和市民社會地位完全不同的制度體系，這在當今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二元社會結構人為地控制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動。
建國後，國家出臺了以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為主要目標的戶籍制度，這種舉世罕見的城鄉隔離制度給農民生存狀況及精神狀況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直到今天，城裡罵人喜歡罵“你龜兒農民！”，表現出極端的醜化和蔑視。
咱們進城務工農民，即便做到我這樣的有機會見到中央領導人的高度也只能叫“農民工”，也只能“願為兩鬥米折腰”——實際上只要老子有飯吃，那個龜兒才願為你那低人一等的“兩鬥米”折腰。此等現象與著名作家周克芹非得拿到“矛盾文學獎”才能“農轉非”別無二致。
二元社會結構人為地遏制了城市化程序。
二元社會結構人為地剝奪了咱農民創造的鉅額財富。
建國後長期“傷農補工”，透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從農村大量吸取農民創造的鉅額財富來滿足工業化優先發展戰略所需的原始積累。據統計，從1953年實行農產品統購統銷，到1985年取消糧食統購，農民對工業化的貢獻大約是6000～8000億元。就連我們生產隊的紅苕都曬乾交公糧了——荒唐之極！
還有總也養不肥的各式各樣“半截鞋”無休無止的搜刮。用與我同僚的地方幹部的說法：“幹竹竿都給老子把油熬出來”——超生個娃娃祖輩的錢都可能變為“民兵費”，打盤麻將“分分錢都給你搜出來”——那些龜兒子的幹得出來——那個教的就不知道了——跟這些人同流合汙不如當農民工。
二元社會結構人為地限制了憲法賦予農民的基本權利。有權利嗎？做“雞生意”都要抓。1973年夏天的一箇中午，我在門口看到對面山坳下來了幾個穿白色衣服的人，聽說是來抓做雞生意的，我嚇得打抖。
農民問題的本質在於農民在二元社會結構中基本權利的缺失。這種權利的缺失使農民這一弱勢群體的社會地位更加弱勢化。比如，現行的戶籍制定限制和剝奪了農民的居住和遷徙自由權；收容遣送制度剝奪了農民的人身自由權；就業制度使農民既不能在黨政機關求職，也不能在國有企業工作，大量在非國有企業謀職的進城農民卻連工人的身份都沒有得到，更不用說基本的勞動保障權利；社會保障制度則明顯屬於少數城市市民的特權制度。這一系列二元性的城鄉有別的政策制度安排，人為地限制了農民作為共和國公民的憲法權利，這種人為造成的城鄉不平等現象在當今世界是十分罕見的——這一系列的政治政策經濟導向培養的是數不清的“願為兩鬥米折腰”——看不見，但實際存在的“飢餓和憤怒的雙眼”
二元社會結構人為地拉大了城鄉之間的差距。
後來，我在涼山州金陽縣撰寫的“扶貧攻堅與‘257119’”是啥子概念——農民每年人均純收入250元——急死官員、氣死知識分子——基尼係數算都無法算——直到2007年金陽縣農民人均純收入仍然只有2150元——為金陽城鎮人均收入的1/4…1/5，全國農民人均收入的1/2，全國城鎮人均收入1/6…1/7。
這樣荒唐的“制度”在相當時期還有人為它唱讚歌，這樣萬惡的“規矩”居然保持了幾十年——莫名其“土地堂”！ 。。
第三章 “二元社會”透視（五）
讀書當為天下謀
——農村有志青年報國“撞門”
為了找工作，為了把工作幹穩當，我們這代農民子弟必須苦學。但僅僅為混口飯吃，為做個官吏，即為“稻梁”，對得起自己的苦學嗎，對得起同樣生活艱難，精神鬱悶，看不到前途而寄希望於來生的父老鄉親嗎？
顯然讀書的目的除了自己的飯碗還有一腔報國熱血。想想那些無所作為的庸官，想想那些蠶食公共資源的貪官，再比照狄仁傑、包公、海瑞，還有諸葛亮，你不覺得“肉食者鄙”，需要新一代明白人擔當大任嗎？
河南開封包拯祠內有一幅包拯遺詩，詩曰：
清心為治本，
直道是身謀。
秀幹終成棟，
精鋼不作鉤。
倉充鼠雀喜，
草盡兔狐愁。
史冊有遺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