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紅色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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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說罷，又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道，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嗎？如果沒有問題了，放你三天假，回去簡單準備一下，畢竟是終身大事嘛，但也不要搞得太複雜，革命軍人還是要一切從簡。”

李部長宣佈的這一組織決定，對於母親來說，無疑於當頭一棒。

1946年我母親剛剛高中畢業，母親的大娘嬸子們就開始張羅著為她託媒人找物件，雖然這事是揹著我母親進行，但她也有所耳聞，知道介紹的是安慶一家絲綢商的兒子，當時正在杭州讀大學。對於這樁婚事，母親並沒在意，只是覺得好笑和荒唐。所以當我大舅試探性地徵求母親意見時，立刻被母親斷然拒絕。餘家上下都知道母親的倔強脾氣，見她不同意，也就不敢再提。這件事雖然很快被人們遺忘，但母親卻因此聯想了很多，她知道，一個即使是生活在富豪之家的千金小姐，經濟上不獨立，等待她的也必然是嫁人做太太，你今天拒絕了這家媒婆，明天還會再來第二個媒婆，你也許可以挑三揀四，但你遲早只有嫁人一途，再無第二條道路可選。這使母親開始萌發了外出求學的念頭。

母親在南京時，我的小姑姥姥也曾熱心為她到處介紹物件，今天領一個小夥子是銀行職員，明天帶一個小夥子是國軍軍官，出於起碼的禮節，母親不得不耐著性子寒喧幾句。可以說，小姑姥姥過分的熱心加速了母親搬出計劃的實施。

母親入伍之初，就和張潔、秦菲兩位好友一起擊掌為誓，要把青春年華毫無保留地獻給黨的事業。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不解放全中國，不過25週歲，絕不談婚論嫁！

然而，革命形勢的發展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隨著全國戰事的逐漸穩定，部隊軍官的婚姻成為一個突出問題提到各級黨委面前。由於長時期的革命戰爭，軍隊中絕大多數的營團幹部都還是光棍一個，他們出生入死、身經百戰、戰功顯著、傷痕累累，年齡都在三十歲以上，清一色的三八式，有的甚至還是老紅軍，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功勳。新中國成立後，隨著戰火硝煙的漸漸散去，組織上開始有計劃地為這些中高階軍官牽線搭橋，尋找配偶。

那時部隊流動性還比較強，和駐地群眾來往接觸很少，再加上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反覆告戒黨的幹部，進城之後，務必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千萬不能為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所擊中。所以儘管駐地城市的女學生們一個個花枝招展，熱情擁軍，這些光棍漢們還真不敢輕易動心，於是便把目光對準了部隊裡的女同志。

野戰部隊女兵本來就少，女大學生更是鳳毛麟角，馬上成為眾軍官們的首選目標，一次比一次更加猛烈的進攻，使得企圖堅守陣地的女兵們丟盔卸甲，接二連三敗下陣來，英勇善戰的指揮員們如猛虎下山，摧枯拉朽般地把愛情的旗幟幾乎插遍了女兵宿舍的每一個角落。母親的同學張潔、秦菲開始還拚命抵抗，最終見大勢已去，只好繳械投降，秦菲被青幹大隊的教導員攻克，張潔為31軍的一位團長俘虜，最後只剩下母親一個在孤軍奮戰。

母親當時天真地認為，軍官們發起求愛攻勢自在情理之中，哪個少男不鍾情，哪個少女不懷春，想娶誰是軍官們的權利，但想嫁誰則是女兵們的自由。婚姻是兩廂情願的事情，誰也無權干涉。所以，儘管身邊的女戰友們戀愛談的熱火朝天，一塌糊塗，母親始終無動於衷，視而不見，照常有板有眼地幹著自己的工作。可萬萬沒想到，今天李部長突然對她來了個正面強攻，以組織名義下達了結婚任務，一下子把她打蒙了。

其實，母親對鄭科長並不討厭，甚至還頗有好感。這位鄭科長文武雙全，前程似錦。我後來想，以母親吃軟不吃硬的性格，如果順其自然，慢慢發展，會有什麼結果也未可知。可母親就是不喜歡這種組織上強制性地拉郎配方式，她甚至從李部長不容置疑必須照辦的口吻中感受到了一種人格和尊嚴的汙辱。當母親的腦海裡突然將組織的關心和人格、尊嚴這樣神聖的字眼連線在一起時，她那倔強、固執的擰脾氣忽地一下又竄了出來。

後來有人將這種無視組織決定的行為定性為小資產階級的傲慢和清高。

但母親當時的確是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了這種無所畏懼傲慢和清高。她霍地站起身，對李部長一字一句地說：“我認為組織上這個決定是錯誤的。實在對不起，我無法完成首長交給我的任務。”

說罷，母親很標準地對著口瞠目呆的李部長打了個敬禮，然後很瀟灑地來了個向後轉，邁著正步走出辦公室。

母親得意地對我說，這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