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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興奮之情，可以想見。事情辦到了這個份兒上，他總算嚐到了鋼鐵帶來的一絲甘甜。
漢冶萍後來的情況確如盛宣懷估計的那樣，情況一天天好轉：漢陽鐵廠出鐵從原來的每年二三萬噸，上升為十萬噸以上，鋼產量從一萬噸左右上升為六萬噸；大冶礦石從十幾萬噸發展為四十萬噸；萍鄉煤礦從二十萬噸發展為六十萬噸，焦炭也相應地提高了產量。由於鋼鐵材料質量的提高，1909年，漢冶萍接到的訂單猛增，鐵路、橋樑、軌件均來訂貨，且有應接不暇之勢。
1909年的中國，距辛亥革命只有兩年了。兩年後辛亥革命爆發，盛宣懷逃亡日本，差不多一年後才回國，漢冶萍經歷了一場來自政治因素的劇烈動盪。日本人趁中國之亂，想方設法涉足漢冶萍，加上重工業發展中本身固有的種種矛盾和困難，漢冶萍——這盛宣懷親手“抱大”的心肝寶貝，直到1916年他離開人世，依舊是一塊無法痊癒的心病。
第四章 力挽中國（1）
人在商界而鞭闢中樞
1900年（庚子）是百年來中國最“熱鬧”的年頭之一。
這一年盛宣懷正在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的任上，還是漢冶萍公司、中國電報總局和中國通商銀行的老闆。一般情況下，晚清政壇上的事是輪不到他管的，他肩上那些“富強要政”已經把他忙得夠嗆了。但是有時候你不管政治，政治還是要來管你的。眼看北方“拳亂”日起，把他費盡千辛萬苦建起來的電報、電話、鐵路等設施，一陣旋風似地颳得亂七八糟了。在眼看大局愈發不可收拾的時候，他必須出來“突出”一下政治了。
這年春天他接到上諭，要他去北京與聶緝槼會同總稅務司赫德，照會各國公使，著手修改稅則事宜，爭取能夠透過增加進口物品稅收的辦法，來對付因甲午戰敗帶來的鉅額戰爭賠款。
這年五月，北京城裡已經有義和團活動的蹤跡，馬路上時常可以看到義和團的揭貼，在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等地，義和團已成如火如荼之勢，燒教堂、殺二毛、拔電線杆、掀翻鐵路……凡是有洋人和洋貨的地方，大都遭了殃。各國不斷向北京發出警告，部隊正在集結、進發。
要命的問題是，朝廷內部對於“撫團”還是“剿團”的立場長時間不能確定，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慈禧太后忽左忽右，久無定論，督撫大員無法作為，就使得局面越來越亂。以慈禧太后身邊的幾個“載”字輩的滿族親貴（即載勳、載漪、載濂、載瀅，後人稱之為西太后身邊的“四人幫”）為基幹，還有大學士剛毅、大學士徐桐父子、甘軍首領董福祥、前任山東巡撫毓賢等，都是力主“撫團滅洋”的“好漢”；而以兵部尚書、漢族大臣徐用儀、光祿寺卿袁昶、吏部侍郎許景澄，以及東南一帶的封疆大吏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人，則是主張“剿殺拳匪”，和平解決教案問題的，主要目的是力爭在一個穩定的環境裡，師夷之長，加強“新政”，壯大自己。
在此性命交關的緊急關頭，老奸巨猾的軍機大臣、老佛爺的心腹之臣榮祿卻“生病”了，閉門不出，也就不需表態。
這種複雜的局面，精明的盛宣懷在一旁洞若觀火，尤其榮祿的態度不明，使他“軋出苗頭”，預感到京城將出大亂，於是趕緊收拾行囊，攜帶家眷，向朝廷奏明“前往上海考察貨物時價”，匆匆趕回上海。
盛宣懷畢竟是清廷的忠臣，他家三代受恩於清廷，在此危難時刻，必然以“執政黨”的利益為重。於是，他心急火燎地飛馳函電，請求中央趕緊抓住時機，加緊圍剿，勿使事態滋蔓。他向兩江總督劉坤一通報情況：“拳匪二十九、初一將涿州至盧溝橋豐臺鐵路車站機廠全行焚燬……”又向朝廷建議：“必須臨以紀律嚴明之大軍，方易解散了結。否則養癰成患，滋蔓難圖。地方受害，何止鐵路！”他又向榮祿等大帥建議：“凡聚眾持械，即準格殺，以免統將誤會，袖手失機”；津城市教堂三處被毀，聚眾不散，病在不肯殺人！”
他甚至直接電奏皇上：“今匪患已著，若再姑容，恐各省會匪愈熾，內外勾結，或有舉動，更恐各國推廣保護使館之議，派兵分護商埠、教堂、鐵路，何堪設想！……似宜趁各省土匪尚未聯合，外人尚未啟齒，即就現在有力，剋期肅清畿輔，消外釁而遏效尤。”他還勸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應當儘快主動將“剿拳”、“護洋”的方針照會各國事務衙門，要讓他們知道，朝廷已經在派兵剿匪了，並無姑息，以堵洋人的嘴。一旦外釁內亂相因而至，大清王朝危若累卵，後果將不堪設想！也就是說，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