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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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文化和語言的統一。1500年以前的幾個世紀中，###世界在文化和技術上都領先於歐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裝置好，並有排水系統，而且其中很多城市還有大學、圖書館和極其壯麗的清真寺。在數學、製圖學、醫學以及科學和工業的許多其他方面（磨坊、鑄炮、燈塔、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領先地位。奧斯曼從巴爾幹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來土耳其兵的制度，造就了一支虔誠的、統一的軍隊。對其他種族的寬容使許多天才的希臘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為蘇丹效命，一名匈牙利人就是穆罕默德圍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鑄炮人。在像蘇里曼一世這樣的成功領袖的領導下，一個強大的官僚階層管理著1　400萬居民，而這時西班牙人只有500萬人，英格蘭僅僅250萬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時期擁有50萬以上人口（1600年），比任何歐洲城市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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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興起（4）

然而奧斯曼土耳其人也開始踉踉蹌蹌，轉向內戰，最後失去支配世界的機會，雖然這種明顯的衰落比明王朝極其類似的衰落晚了1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這一過程是早期土耳其勝利的必然結果：奧斯曼軍隊雖然管理良好，或許可以維持一條很長的邊界，但如果不付出大量人力和金錢的代價，很難繼續擴張；而且奧斯曼帝國主義與後來的西班牙、荷蘭和英國帝國主義不同，沒有順便帶來許多經濟利益。到16世紀下半葉，奧斯曼帝國已有跡象表明，它在戰略上戰線拉得過長：一支龐大的陸軍駐紮在中歐，在地中海有一支耗資巨大的海軍在作戰，一些部隊在北非、愛琴群島、塞普勒斯和紅海作戰，而堅守克里米亞以防正在興起的俄國勢力則需要援軍。由於先以伊拉克而後以波斯為基地的什葉派，向當時占主導地位的遜尼派在行為與教義兩方面發起挑戰而使穆斯林世界發生分裂，即使在近東也沒有一個平靜的側翼。有時局勢像當時德意志的宗教鬥爭一樣嚴重，蘇丹只有靠用武力壓服什葉派異端，才能維持其統治。然而在邊界那邊阿撥斯大王統治下的波斯什葉派王國，已完全準備好與歐洲國家聯合反對奧斯曼人，就像法國曾與“異教”的土耳其人聯合反對神聖羅馬帝國一樣。奧斯曼帝國與這一系列敵人作戰，需要傑出的領袖來維持其發展，遺憾的是1566年以後，相繼有13個無能的蘇丹進行統治。

但外部敵人和個人的弱點並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整個制度像中國明朝的制度一樣，越來越多地受到專制集權和對創見、異端和商業的極端保守態度的影響。一個愚蠢的蘇丹可以使奧斯曼帝國陷於癱瘓，而一個教皇或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對全歐洲卻永遠做不到這一點。由於缺乏來自上面的明確指令，官僚體系的各個分支變得麻木僵化，它們對一切變故持保守態度，從而窒息了新鮮事物。由於1550年以後沒有擴張領土和隨之而來的戰利品，不滿的軍隊轉而進行內部劫掠。商人和企業家（差不多都是外國人）早先曾受到鼓勵，現在發現自己遭到不曾預料到的徵稅和對財產的非法沒收。越來越高的苛捐雜稅使商業凋敝，城鎮人口減少。也許農民受害最大，他們的土地和牲畜被士兵劫掠。隨著局勢的惡化，文職官員也開始掠奪，他們索取賄賂和沒收貨物儲備。由於戰爭花費巨大，而且在同波斯的戰爭期間喪失了亞洲的貿易，政府更加拼命地蒐羅新的財源，這必然會給那些營私舞弊的收稅人更大的權力。

對什葉派宗教挑戰的強烈反響，明顯地反映和預示著官方將對各種形式的自由思想採取強硬態度。印刷業遭到禁止，因為它或許會傳播危險的見解。經濟觀念仍很原始：進口西方商品是允許的，但出口被禁止；行會竭力阻止創新，阻止“資本主義”生產者興起的行為受到支援；宗教對商人的抨擊加強了。由於輕視歐洲人的思想和實踐，土耳其人拒絕採用抑制瘟疫的新方法，因此他們的人口遭受惡性傳染病的影響較大。在一次令人震驚的矇昧主義的行動中，一支土耳其軍隊於1580年搗毀了一個國家天文臺，他們聲稱是這個天文臺引起了一場瘟疫。軍隊實際上成了保守主義的堡壘。儘管土耳其士兵注意到歐洲軍隊的新式武器，而且有時深受其苦，但他們自己現代化的步伐很慢。他們沒有用較輕的鑄鐵炮去取代笨重的大炮。勒班陀失敗以後，他們沒有建造更大的歐洲型艦船。在南部的穆斯林艦隊僅僅奉命停泊在紅海和波斯灣比較平靜的水域，這就排除了建造葡萄牙型遠洋船的必要性。也許技術上的原因是一個因素，但文化和技術上的保守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對比起來，北非###教各國非正規的海盜船卻很快採用了裝配大炮